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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里，他温柔而固执地喊：三三，三三。
三三发来一封电报，告诉他：乡下人，来喝一杯甜酒吧!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自称为乡下人的青年，写出了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最美的情书。
他不是谁，他就像是一条鱼，沿沅水而上，活在梦里，也活在当下。他是庄子笔下的那条鱼，知道水里岸上的悲欢离合。惠子们又怎么能了解他的心境?
那一年是光绪二十八年，冬天。沈从文，也就是沈岳焕，降生于湖南凤凰的一个军人家庭。沈从文是他当兵时军法长肖选青为他起的名字。
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是湘军的青年将领，二十五岁便升贵州提督。而他的亲生祖父其实是沈宏富的弟弟沈宏芳，祖母是沈宏芳的苗族妻子张氏。因为大哥沈宏富早逝无子，张氏的第二个儿子被过继给了沈宏芳的嫂嫂。这个过继的儿子就是沈岳焕的父亲沈宗嗣。
沈从文从小就不是按部就班的人，因为觉得塾中大小书本过于陈旧，外面世界却尽广阔而新鲜，于是常常把书篮寄存到一个土地堂的土地菩萨身后，自己洒脚洒手跑到十里八里远乡场上去看牛马牲口交易，看摆渡和打铁，看打鱼榨油和其他种种玩意儿。
长大一点后，转入地方高小，还是觉得那些教科书和生活现实还是距离极大。因此勉强维持到县里高小毕业，便离开了家，闯入一个广大而陌生的社会里。
那一年，沈从文十四岁。
离开的前一天，是中元节。照习俗，这一天谁也不敢落水，河中清静异常。沈从文一个人在河边烧过纸钱，把酒倒到水中去，又将一块半斤重熟肉吃尽，脱了衣裤，独自一人在清清的河水中拍浮了约两点钟左右。
从此山高水远，世事茫茫。
他在怀化呆了约有一年零四个月，这一年四个月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看了些平常人没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没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没嗅过的气味。
沈从文，黄永玉
有一段时间，沈从文和表哥黄玉书住在常德。
黄玉书和常德小学里的女教员杨光蕙相识，因此常常让沈从文捉刀代笔，写了情书送给杨小姐。他们的爱情最终生根开花，长子便是黄永玉。
在当兵的几年里，沈从文曾亲眼看到官兵杀过七百人。这一分体验在沈从文的心上有了一个特殊的分量。在这种自然环境中，人常常会自然的把许多种梦想当成现实，来抵抗面前另外一种腐烂怕人的环境。而梦中所接近的世界，似乎皆更是一个结实的世界。
于是他开始试着写诗。用他的话来说，写诗主要只是处理个人一种青年朦胧期待发展的混乱感情，用来表现这些青春期在成熟中，在觉醒中，对旧社会，对身边一切不妥协的朦胧反抗意识。一个人存心要活得更正当结实有用一点，决不会轻易倒下去的。
他从《改造》、《新潮》和创造社刊物中发现了五四的精神并为之倾倒，在一场大病里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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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他离开了湖南，去了北京。就像当初背着行囊离开故乡山水一样，就像一只鸟从天空倏然飞过。
一个人去北京，二十出头的年纪，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除了一本司马迁的《史记》。也许他已经将司马公的一生熟稔于心，做好了大任将至之前的种种准备。
即便如此，在湖南酉西会馆冻得瑟瑟发抖的日子里，时间还是那样的难熬。他只剩下一支笔来写。写湘西，写美好，写梦境，也写嘲讽，写绝望，写黑暗，写自己被压抑的生活和想振作却沉重的现实压力下几乎要幻灭的痛苦。于沈从文而言，文学是人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一种本能。他曾用全部的身心去讲述关于生命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东西。
他不是天才，始终记不住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写起文章来也是呕心沥血，一篇文章要改上许多遍，不停流鼻血，弄得衣服稿纸上到处都是。
《边城》一共不到七万字，写了半年。
可是《从文自传》一书却只花了三个礼拜，一气呵成。少了他后来作品中那种美丽的哀愁，却充满了生命最原始的炽烈和真诚。
他只能是天才，有着天才的与生俱来的天赋和不加修饰的天真。他的文字，读两行就能笃定是他的作品。谁也模仿不来，谁也意想不到。
三十年代的沈从文
他是小学文凭的大学教授，却并未因此放诞怪异，作出种种惊世骇俗的举动来。他总是温柔腼腆的微笑着，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他喜欢放声大笑，只有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
抗战期间，沈从文任教于空前绝后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闻名，远远比不上老师的闻名，或者说更比不上教师行为的闻名。相比于刘文典这样的狂狷风格，沈从文认真得近乎迂腐。他上课时没有名士风范，批改作业时的批语常常比学生的正文还要长上许多。
他总是这样的诚恳，甚至天真。
就像他的早期作品中有对于现实不加修饰的批判，但是写作技法和个人风格日趋成熟之后，更多的则是对于美的追求。他喜欢北京，就是认为北京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古老地道。而上海正好是一个反面。
但他还是去了上海，大概是为了在中国公学遇见张兆和。
张氏四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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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如巷里的张家，是苏州城里的名门。张家的张三小姐，是公认的中国公学校花，追求她的青年才俊数不胜数，却都被张三小姐编成了代号锁在抽屉里。
而沈从文，就是著名的青蛙十三号。
这个一腔热血浑身勇气的青年教师把爱恋写成了一封封绝世的情书，近乎卑微的请求心目中的女神许他一个看得见的未来。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也许可以称为民国伉俪的一个特例。不像钱钟书和杨绛的一见钟情继而毕生和谐，也不像徐志摩对林徽因，求而不得，寤寐思之。甚至也不是萧红萧军那样，爱的轰轰烈烈，分的轰轰烈烈。他们的爱情是月亮，不耀眼，但温柔。也如皎皎明月一般，仔细看去，总是有着若隐若现的阴影。
沈从文对于张的爱恋，一直以来表露无疑。对于沈来说，张兆和就是女神本身，是山间轻灵的小兽，天真妩媚，无法自拔。二姐允和回忆晚年的沈从文，说他把张兆和给他的信如此欢喜的攥在手中，一如几十年来的不胜珍视。
而张兆和的爱却是复杂的。对于沈从文的爱里总归不是如他一般的炙热纯粹。她也许是因为想起了胡适的劝慰，更或许是沈一封接一封的书信动摇了那份“顽固的不爱”。于是，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这样的爱从一开始就掺杂着众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成分。
有一次林斤澜拜访沈从文，说起他的小说《灯》，惊叹结构之巧妙。张兆和在一边只评价了四个字：啰里啰嗦。
她对他，始终是不够欣赏的。
但是他们到底还是走到了一起。
1933年的夏天，沈从文从青岛到苏州探望张兆和，张家姐妹对沈从文都很友善，张家小五更是拿出自己的零用钱为他买了一瓶汽水。这次见面令沈从文大为感动，也许对于他来说，这份友善不单单代表着情感上的接纳，更是称之为正途出身的名门对他这个“乡下人”的一种认可。
三三终于许了他一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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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到1934，该是沈从文生命里最为璀璨的几年。那几年里不单单诞生了《边城》，更是诞生了《湘行书简》。
也许对于沈从文来说，《湘行书简》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边城》，《边城》的意义更多的是文学史上的辉煌，而《湘行书简》则意味着二哥与三三之间深挚缱绻的爱恋。
长沙的风吹冷了她的二哥，三三开始忧心不已;沱江的水悠悠远远，二哥在小小的船舱中思念着远方的三三。他说，三三，你要乖一点。
可惜的是，四年之后，是《飘零书简》。
现实的残酷让甜蜜变得苍白破碎。沈从文不懂得理财，却又乐善好施，义气相济，这让张兆和很是头疼。两个人之间的裂缝日益加大，曾经的甜蜜一去不复返。
庄子有过关于风的书写，关于一棵大树的意义。没有人知道树阴之外的天空是阳光灿烂亦或是乌云密布，也没有人知道在这颗樗树下能安放下多少人的幻想，那些因为臆测而带来的憧憬与恐慌无处不在。
每个人的生命是屈指可数的，唯有爱情能够给生命带来无尽的可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寻找一个可以驻足的桃花源，那里没有关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没有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带来的困扰。像是一条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河，绵延着越过峻岭沟壑，奔流不息，生命不止。
如果张兆和是那条河道，而沈从文一定愿意做那流水。
可是张兆和能够承载这条河，却并不了解这条河里的一切。他的不耐烦和抱怨让本就处于卑微一方的沈从文更加惶惑不安，胡思乱想。
每每这个时候，他是否想起过胡适的劝诫，这个曾经倾尽了一腔热血去挚爱的人，也许并不是他的良人。即便是到了晚年那些没有人理解的日子里，在创作被中断的日子里，对于近在咫尺却无法归去的家，这个固执了一辈子的人该怎样度过冬夜的寒冷。但是他依然一封封的给她写信，写给他的三三，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因为明白一切和他都已游离。
张兆和的晚年曾说过这样的话：“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他的情是涂鸦在古中国斑驳文化旧色上的，最终，时间酿成了岁月，岁月酿成了情怀。只是情怀却永远也替代不了时间，准确的说，是时代。山河回溯，历历在目。以往不可追，未来总成空。
于沈从文而言，文学是并且只能是人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一种本能。他曾用全部的身心去讲述关于生命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东西。所以他似乎永远总弄不清楚当下的含义，尤其是进入了新社会之后。
家人不理解他，每个人都沉浸在改天换日的喜悦中，全家只有他彷徨不安，像一个异数。他是一个游离于众生幸福之外的孤独者，丧失了一切可能到来的可能。他说：“在悬崖上站着，只想哭。”
有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这篇壁报对沈从文的压力很大，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
他在写给吉六君的信上说：“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他深陷孤独。
他在围城里，已经感到很孤寂，对形势和政策也不理解，只希望有一两个文艺界熟人见见他，同他谈谈。他当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仿佛就要掉进水里，多么需要人来拉他一把。可是他的期望落了空。
便如陈丹青所说，人变成一个角色，并不是别人揣想的那样，有时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孤独催生清醒与发现，也导致幻想和期待。
没有了创作，却磨不掉心向往之的执着。断裂给了他最为坚实的保护膜，使得一个人的生命更有光辉。
5
既然他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无法抓住时代的脉搏，便实实在在的开始了他的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奠定了他不可动摇的服饰大家的地位。
他不再仅仅关注人的伦理世情，去重复离别相思、荣辱升降的主题，摆脱传统的伦理视界的限制，对人生进行一种哲学式的审美、思索和艺术表达。
羚羊挂角无处寻，一任东风满太虚。
有无数人希望从他的生命历程里读出一些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哲理，却往往忽视了他自己最初的意愿。他希望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描述。
我总是不自主的去猜想他在解放后的日子，在和他的孩子孩子讲述故事的时候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他会学狼嚎，可是当孩子们觉得听来瘆人之后，他又学十几种鸟雀争鸣，他会像那些陶醉于快乐中的雀儿一样吗?他深爱一切美好东西，又往往想到美好生命无可奈何的毁灭。
这些话他该如何告诉自己的孩子，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让他们理解这个世界的种种悲哀。
当然没有。
唯一的结局是等到有一天，孩子走过了生命这条长路，从另一个方向来到桥头，想听听那个人的传奇故事。可是桥上空空荡荡，一无所有，那个人早已离去。
我想知道多年之后沈虎雏在那座桥上走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心情，那些他走过的路，那些他听过的话，突然一下子空空落落起来。历历在目，却没有大悲大喜，大起大落，只是安静地生长在生命中，清风明月，流水茫茫。
这个世界将不再伤害他的父亲，他可以重新看一遍云，喝一杯酒，想一个不用走出来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走的时候，每个人手里拿一朵半开的月季，行了礼，将花放在他身边。没有哭泣没有呼唤，也没有噪音惊醒他。人们就这样安静跟他告别，他就这样坦然地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