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社姓资”的奇葩解释
前些日子中国若干地方的奶农把卖不掉的牛奶倒掉，引发舆论喧哗，有个号称“研究员”的所谓专家赶紧抛出一篇长文，为“倒奶事件”涂脂抹粉，称曰“中国奶农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有本质区别”(青岛新闻网2015年1月18日)，看得人好想笑。同样的一件事情，不管再不好，但只要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那就铁定比发生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好，如同鲁迅挖苦过的“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既然中国现在是“市场经济”，那你就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的“好处”和“坏处”：某种商品生产得太多了，价格上不去，这叫“供过于求”，你赶紧停产或者降价处理，甚至“倒掉”;某种商品若是太少，“供不应求”，众商家赶快大量生产，其价格自然会乖乖地降下来。这是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在任何实行市场经济的地方都会发生，可能有一些小差异，但绝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依照上述那位“研究员”的逻辑，如果凡事硬要强调“本质差别”，都要讲究“姓社姓资”，以下这些“负面现象”便会引来一些难以理解的奇怪解释：
街头撞红灯，在社会主义国家撞的是社会主义的灯，在资本主义国家撞的是资本主义的灯，所以有“本质不同”。
抢银行，在社会主义国家抢的是社会主义货币，在资本主义国家抢的是资本主义货币，所以有“本质不同”。
包二奶，中国官员包的是——
写到这里我写不下去了，因为我知道若依照上述“研究员逻辑”推理下去，必然会得出这样的解释：“中国官员包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资本主义国家官员包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居民，所以有‘本质不同’”。这个解释之荒唐，连我脸皮这么厚的人都不好意思写出来了……
看了一本真正的《日记》
关于闻名世界的《安妮日记》，我最先看的是一部电影，故事片，最近才看到了完整的《安妮日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版)。没想到这个犹太小姑娘(13—16岁)写的日记不仅真实、具体，而且还非常生动，能够吸引人一直看下去。私人写日记，大多是没有想到要公开出版名闻天下的，所以可以写下很多真实的东西，平常看不见的东西，这是日记的独特价值之所在——虽然从“文学”的角度看来，日记大多是“枯燥乏味”的。比如目前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就如此。但安妮的日记不同，即使是在那样残酷的战争年代，置身于危险的“密室”之内，她仍然用笔真实地记录下了她的所见、所闻、所想。正因为年纪已经“不小”了，具备了基本的观察和记录的能力，所以她能够给我们留下这么一本宝贵的日记。同时，也正因为她的年纪并不很大，还未成年，不大懂得“忌讳”和“隐瞒”，还加上她从小受到的不撒谎、不唱政治高调的教育，所以才让这本日记具有了那么浓烈的生活气息，有的地方甚至要看笑起来。比如对同班男女同学的逐个评价(第3—6页)，对自己母亲的埋怨(第59页)，未必都准确和没有偏见，却恰当地表现了女孩子的“小心眼”。又比如她爱恋上了密室里另一个男孩子皮特(比安妮大2岁)，两人亲密交往，大胆探讨两性问题，“他对我解释避孕的原理”(第230页)，这完全符合少男少女渴望接触的愿望和“小孩子”的好奇心理，却又决不是“主流意识”所鼓励和支持的。
在大量的“婆婆妈妈”的事情之外，安妮也表现了政治上的“正确”。比如她感谢那些冒着危险帮助她们躲藏起来的荷兰人：“一旦被发现，他们会和我们遭受同样的命运。他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看作负担，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为他们增添了多少麻烦。”(第176页)想想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能干什么?表面上“政治”和“高调”，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却连最基本的“感恩”都没学会。安妮在密室里写日记的那个年龄，我正在无比认真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假如我那时候也写一本日记，充斥其中的恐怕除了大而空洞的口号“打倒×××”以外，就是太多荒唐无聊的行动——给武斗人员送饭、迎接“塑料芒果”、半夜游行欢呼“最新最高指示发表”……这样的日记与安妮的日记比较，只能汗颜!当然，如果为了“研究历史”，为了“记取历史的教训”，这样的日记也许还有一点点参考价值——如果那时候我真的写了的话。
写日记，只是为了真实记录下自己的言和行，不是为了让别人认为我“正确”，更不是为了向我学习。
几种百分比的比较
现在的人都害怕得大病，尤其怕癌症，身体某部位稍微有点不对头，就往那方面怀疑。然而这种可能性，对于我们每一位，到底有多大呢?今天在报纸上看到：2011年“全国恶性肿瘤死亡率为156.83/10万”(《人民日报》2015年4月13日)，根据这个数据，那一年全国平均每100人中有大约0.16人因为癌症而去世，比例是0.16%，也就是平均600人中约有1人的死与癌有关。
说老实话，0.16%的比例，并不算怎么高，也不算很低，关键是看与哪种“天灾人祸”相比较。“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局长介绍”，2012年上半年中国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和受伤共约26万人(百度知道)，以此推算，全年的死和伤数字大约是52万人。以此除以全国总人口13亿多，比例大约是0.04%，也就是平均2500个中国人中大约有1人因车祸而死或伤。这个比例就比“因癌死亡”比例低很多了。但如果与某些特殊人物例如“官员出事率”比较，那又是另一回事。二十年前中组部评出了100名“优秀县委书记”，迄今已有7人因违法关进了监狱(大河网2015年3月31日)，“出事率”为7%。考虑到这是在二十年中陆续出的“事”，把7%除以20，平均每一年的“出事率”大约是0.35%，也等于是“因癌死亡”的两倍多了。如果与“车祸死伤率”比较，则约等于其九倍，这些“公仆”们显得更加危险。又据最高法院《2015年工作报告》，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判处罪犯118.4万人”。照此计算，中国人那一年的平均犯罪率大约为0.09%，这些县委书记的“出事率”大约等于国人“平均犯罪率”的4倍。须知这还是在“优秀县委书记”中出的“事”，如果是在一般县委书记中，根据逻辑推断这个比例会是更低还是更高，恐怕应该是“你懂的”。简而言之，官员的出事率既高于因癌死亡率、道路交通死伤率，也高于国人犯罪率。这不愧为一群很那个的特殊人物，有时候真令人唏嘘不已。他们真是值得我们予以特别关怀。当然，鄙人不是数学专家，不知上述推算是否妥当，还望行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