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记住的人不多，你是其中之一
这一生爱过的人很多，你是最纯粹的爱人
你是不会被忘记的一种符号和象征
不管你是男是女、高低胖瘦、讲课快慢
我们都难以忘记，难以从记忆里抹去
难忘的是你，还是自己的懵懂岁月
难忘的是师者之风，还是亲情之重
难忘的是你的批语，还是你的批评
难忘的是我在长大，还是你在变老
现在，我们都长得像你的某个阶段的身形
现在，我们都在讲述你曾经的话给孩子们听
现在，当一个人开始对师者难忘的季节
说明收获正在大千世界一排排地展开……
—— 杨 挺
每次接到勇波的电话，我整个人会在瞬间沉重起来，一些往事便汹涌而来。那端是他诚恳而亲切的声音，没啥事，他只简单地问问我，聊聊生活与工作，反过来，我再询问他的情况。他一五一十回答。
一转眼十年过去，我已忘记当年勇波来学校报到的情景。外语学院指派我为新生的兼职辅导员，开学那两天我总共接待两个班的近七十名同学，他混在其中，填表，领生活用品，接着住进宿舍。有天，一个在老家当老师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我才发现勇波跟我来自同一个县，并且也算是高中校友。说起我的高中母校，我感到悲怆而无奈，那是一所乡下普通中学，很少有孩子能考上大学，勇波能以不错的分数被英语专业录取，可见他是用功刻苦的。在异乡，人与人会因各种交接点扯上关系，自然，来于相同地域这让我们似乎也多了一点“老乡”的热度。但我并未觉得这是多么可靠的关系，我在学生时代亦是如此，对这种短期内迅速建立起的交集的稳固及纯正性，心存怀疑。师生关系，或许更持久稳妥。
勇波在英语二班，这是个小小的集体，一共35个人，男生仅六个，女生居多。这个小团体曾让我心生诸多感动及骄傲，现在想起来，那些面孔清晰明亮，如一盏盏灯闪烁在心里。军训结束，我给他们拍合影，影像里哥哥脸颊黑瘦，却洋溢着对未来的张望之色。不久，校医院给我打电话，院长说，勇波的肝功能检查有异常，需要他再到市医院复查。我找到勇波，问了他情况，他如实告诉我：他患有乙肝。我警觉起来，问他为何报到时不跟我提起这事，他支支吾吾也没有说出所以然。十年前，如果患乙肝有可能面临退学风险，哪怕是携带者在体检时也要格外小心，弄不好就有麻烦。跟勇波在同一个班的女生Y是携带者，他父亲曾联系我，非要请我吃饭，我拒绝了。这位常年在外奔波面容憔悴的父亲问我，学校体检时可否找个同学代替Y抽血。在有些事情上，我缺乏立场，我说：你自己选择自己的方法，这些事情我算是不知情。Y在后来的四年大学里，成绩良好，表现优秀，现在南方某城市定居。勇波的乡下生活背景赐予他淳朴憨厚的个性，他也低估了自己的病痛可能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开学没多久，他跑来咨询学费贷款的事，说要把随身带的钱省下来给弟弟读书，他连医疗保险都没购买。
他去市医院复查，转氨酶及黄疸指标偏高，校医院建议他去住院治疗。这是他大学时代疼痛的开始，对一个学生来说，未来图景刚在眼前展开，一阵狂风席卷而来，一切都可能不复存在。传染科的病房在一个偏狭的角落里，里面住了不少人。在市医院治疗的二十多天，同学们轮流去看望他，我也去过几次。班长是个女生，去得最多。这女孩华东政法硕士毕业后，留在了上海。这么多年了，我依稀能记得勇波对回到班级的渴望，他把红色封面的牛津字典带到病房，没事就查单词，预习新的课文，他的英文写得挺好看。我看到墙上“传染科”三个字，心里有点发怵，似乎有蠕虫从脚底爬到心窝，腿也有点软。我走进去，坐下来，内心惴惴的。像我这样的无知之人，对疾病的有关常识缺乏了解，回到办公室我百度了乙肝的传播途径，后来还咨询过有关医生。我开始相信勇波不会将病毒传染给别人，当然这样的信任里或许也有侥幸的成分。学校组织新生注射乙肝疫苗，我让所有同学都去了，包括我自己。勇波的医疗费不够，他只好回学校上课。班里同学并没嫌弃他，我感动于他们的处事方式，大家一起吃，一起住。只是勇波小心翼翼的，出门吃饭都带着自己的碗筷，说话尽量跟别人保持距离。
回头再想，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已模糊。2006年冬天，勇波离开学校去浙江一家大点的医院检查身体。将近期末，同学们一边忙于考试，一边想办法去街上给他募捐。班长写了申请找系里盖章，然后又找团委盖章，她只想证明这次募捐的合理真实性。大家分头行动，手持一张写着“倡议书”的红纸，在大型超市、菜市场、广场上布点。那天，我带所有参与募捐的同学去学校门口的小餐馆吃午饭，后来我跟两名同学蹲在我房间的地上清点募捐所得款。窗外有夕阳，光线从窗棂照进来，洒在班长黑红的脸颊上，另外一名男生在一旁整理纸币，一言不发。那一年我二十四岁，他们十八九岁。写到这里，我心生遗憾。如果我比他们年长得更多，也许就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圆滑而完整，只是当青春遇见青春，我被置放在底层管理者的座椅上，要替主席台上的人说话，去执行，去操控，甚至还要板起面孔将自己与我的学生隔开，在心里画上一道暗沟，提防着他们的僭越。
那个冬天我在皖北淮河边的一个小镇过年，正月初二，我踏着风雪回到故乡。我见到勇波时，他站在家乡县城医院的大门口，我几乎认不出他。他裹着一件肥大的冬衣，身后站着的是他父亲，再后面是他的弟弟。我把大家募捐来的钱款交给他，说了几句话，打出租车离开。车窗外，有冷风吹。我感到有股酸酸的液体从鼻腔里往下淌，车内气味难闻，路也有些颠簸，走着走着，我就感到难受。那是一张怎样的面孔啊，臃肿、呆滞，激素类药物改变了他的模样。我那刻的悲伤里，杂陈着万般莫名的情绪，为一个男孩的病痛，也为命运的不公。我认识的不少男生女生，家境优越却成天游手好闲，无心学习，等大学毕业时靠家里的人脉自然能谋取一份工作。而勇波这样的孩子，从山窝里走出来，想凭借双手托起自己的明天，却难于登天。他从浙江的医院转回来，还是因为家里缺钱。加上之前我利用工资抵押的贰仟元，他一共花去两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