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见齐宣王，齐宣王讨教如何选拔贤才，孟子说了这样一段话：“国君进贤，……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载于《孟子》的这段话虽然是文言文，却并不难理解，几乎都不必译成白话文。令人感慨且然吃惊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孟子竟有今天看来也相当超前的选用官员的民主思想。
国以贤兴，政以才治，为政之要首在用人。而如何用人(考察人)，历来是执政者最为重视、也最为头疼的大事。
孟子上述所论选用官员的方法，较之于历朝历代执政者实际选用官员的方法，可谓超前多多。历朝历代执政者选用官员，首先是听取其“左右”的意见，即听取亲信的意见，“左右”皆说贤，就可以了。如果把听取范围再扩大一些，加上“诸大夫”的意见，即听取在职官员的意见，“诸大夫”也说贤，当然就更可以了。选用官员的程序到此也就结束了。许多执政者——主要是帝王——更钟情和驾轻路熟于独断于心，连“左右”和“诸大夫”的意见也懒得征求，以显其权威和英明。
然而孟子竟明确地说，“左右”皆说贤，未可也;“诸大夫”皆说贤，亦未可也;只有“国人”皆说贤，进行考察，发现确实贤，然后再予任用。同样，对所谓不贤者，“左右”皆曰不贤，不要轻易听信;“诸大夫”皆曰不贤，亦不要轻易听信;只有“国人”皆曰不贤，进行考察，发现确实不贤，然后弃之不用。这不就是广泛征求、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吗?大哉孟子，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如此成熟的民主思想了。当然，孟子所论也有局限性，就局限在他那一个“皆”字上——对任何一个人，“左右”和“诸大夫”还可能“皆”曰贤或不贤，但“国人”绝不可能“皆”曰贤或不贤。因而，孟子的“皆”曰贤或不贤，改为“国人”大多数人说贤或不贤，会更符合实际。
汉代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代统治者都把“儒术”顶在头上，声称以“儒术”治理天下，还把“儒术”的领军人物孔子和孟子分别奉为“圣人”和“亚圣”，“儒术”风光无限，若有悖“儒术”就是离经叛道，格杀勿论。可是，“儒术”中的民本思想却从来没有被执政者实行过、落实过，且常常对此讳莫如深——被“独尊”的“儒术”，(杂文精选www.haiyawenxue.com)实则是被各朝各代因己所需而取舍成当朝“特色”的“儒术”，比如朱元璋删《孟子》，大悖圣贤之道。
假设一下，如果“儒术”中相关民本思想被历代执政者原汁原味地坚持下来，咱们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孟子上述选用官员的思想，如果为历代的执政者采纳，咱们官员的队伍会是什么样子?中国的社会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真实是，《孟子》被朱元璋删去85处，剩下170余节，編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1372)颁发各级学校，作为钦定的教材。这其中，当包括孟子上述一段开明论述。这还未完，又于洪武十五年(1382)由礼部颁学校禁例十二条，禁止生员不得干涉词讼及妄言军民大事等，“其不遵者，以违制论”，并刻石置于学宫明伦堂之左侧，称为卧碑。如此禁条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科场及第、为民父母之后，自然“千人诺诺”而绝无“一士谔谔”，一切事务(包括选用官员)皆仰圣裁，于是皇帝的天下大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