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小时候遭受的饥饿之苦仍在心头作祟，他在物质上对女儿绝不克扣，女儿要啥，他就买啥。
他曾借钱女儿买了一架很贵的钢琴，但最后也没用上，只得搁在家里的角落。女儿春游要吃三明治，他跑遍了西安，最后在凯悦酒店花60元买了两块。这意味着一个大学毕业生两个月的工资。“它该不会是金子做的吧?”看见的同事问。
1986年初，路遥把第一部初稿给了《当代》分管西北五省稿件的青年编辑周昌义。周昌义后来回忆，他在西安期间，常有人问：看路遥的稿子吧?神色古怪。
“好似许多人都不看好路遥的这部稿子，似乎都不相信路遥在《人生》之后，还能写出更好的东西”。
但事实上，周昌义也不觉得这是一部好小说。没有悬念，没有意外，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
之后，作家出版社也退了稿。
1980年代中期，是现代主义横行，现实主义自卑的时代，要不写点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仿佛就没有资格谈论文学。
路遥悲愤对王天乐说，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
最后，《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于1986年11月由不那么主流的《花城》第6期全文刊发，12月，由文联公司出版。
1987年夏，等到路遥写完第二部，因为内部意见分歧很大，《花城》也不愿发了。转由更为边缘的《黄河》杂志刊发。
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像“弹簧整个地被扯断”，只能用腿、膝盖的微小力量，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每吸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全身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睡着了，打雄伟的呼噜。
在一次突然大吐血之后，王天乐陪他急往医院检查，结果是，必须立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
但路遥并不这么想。他去了趟榆林，找一位曾给王震、陈永贵看过病的老中医张鹏举。
经过张鹏举的调理，病情稍微好些之后，1987年10月下旬，路遥又开始了第三部的创作。
朋友白描说，路遥要强的心性不容许自己给人病恹恹虚弱的印象，因此他不愿向外人宣示自己的病情，甚至自己也不敢承认。
厚夫则说：“他怕像曹雪芹、柳青一样留下半部书，留下人生的遗憾。”他同时认为，路遥的身上有一种“殉道”的悲剧精神。
弟弟王天乐在路遥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一直陪在他身边，路遥去世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苦难、殉道、“牛马般的劳动”，这是路遥为自己设定的人生。在贫瘠土地上出生的孩子的内心，需要一种崇高的、悲剧性、毁灭性的力量，照亮和燃烧自己。
路遥也改变了弟弟王天乐的命运。他写作成名之后，将勤奋、有思想的弟弟招到铜川矿务局当采煤工人，又把他调到《延安日报》当记者。
“田晓霞死了”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创作地点在榆林宾馆，条件比之前强很多，能吃到丰盛的饭菜，还能洗热水澡。
他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
有一天，正在洛川县采访的王天乐突然接到《延安日报》社转来的电话，让他速去榆林。洛川离榆林三百公里左右，需要一天时间才能赶到。等王天乐心急火燎赶到，路遥哭着对他说，田晓霞去世了。王天乐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田是作品中的人物，孙少平的女朋友。他又急又气，劈头盖脸数落了路遥一顿。
又一次王在黄河壶口采访，路遥的电话又追来。原来是他的咖啡和烟用完了。文联出版公司再也不能给他预支稿费了，手头一分钱没有，又不能找人代买。王天乐只好托朋友找到榆林的一位领导。领导很热情，先拿来十条“恭贺新禧”，五瓶咖啡，并叮嘱每月送一次，经费由榆林财政出。
1988年1月27日，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
两个月后，1988年3月27日中午12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编辑叶咏梅是在一年前坐电车时偶遇路遥，才拿到了这本书。叶咏梅不知他的病情，根据播出需要，要求他在6月1日之前，交第三部的成稿。
路遥决定到他的风水宝地，《人生》的写作地——甘泉，完成他第三部最后的定稿工作。
5月25日，离最后期限还有五天，他的神经高度紧张，一写字手就抖得像筛糠，腿不停抽筋，常常从梦里惊醒，心脏剧烈搏动，跟随时会昏过去一样。
写完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走到卫生间的镜子前，看着苍老消瘦的自己，泪流满面。
6月1日，路遥在王天乐陪伴下到北京，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第三部的小说稿。那里已经堆积了近两千封观众来信。
像干渴的夸父
虽然《平凡的世界》不断地受到评论界的质疑，但它受到了大众前所未有的欢迎。
1991年初，作家白烨提前得知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结果，他马上去给路遥打电报：“大作获奖，已成定局”。
当天下午，路遥在家里坐卧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事，便到作协院子里溜达，走到门房，看见门口的信插里有一封电报，觉得可能跟自己有关，拿到手上一看，正是白烨发来的喜报。
他兴奋得要跳起来，第一时间找到王天乐，告诉他获奖了，排名第一。两人半天说不出话来。
此时，除了女儿，他几乎一无所有了。
早在路遥写完第二部，身体面临崩盘之时，妻子林达就已提出离婚。王天乐也劝他结束有名无实的婚姻，但路遥以女儿为由没有同意。
199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揭晓矛盾文学奖的结果。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委托陕西电视台新闻部，采制一条反映路遥深入生活的三分钟新闻片，供《新闻联播》播出。
身无分文的路遥再次借到了去北京领奖的路费，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一百套《平凡的世界》送人。王天乐凑齐了五千元赶到火车站，愤愤地说：今后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咬牙：“日他妈的文学!”
拿奖之后回到西安，贾平凹来向他庆祝。他说，你猜我在台上想啥?贾说：想啥哩?他说：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
贾平凹说，“他是一个强人。强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优秀处，也有被一般人不可理解处。他大气，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劲用狠，他让你尊敬也让你畏惧。”
1992年元月，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面临换届，路遥是拟定的主席人选。
他跟朋友们敞阔地聊天，到兴头上，信誓旦旦：作协要成立一个公司，五个委员会，每年搞一次大奖赛，报名费就能挣不少。
朋友们问及下一部作品，他看了朋友一眼，一字一句地说：你小看我，这次，我不仅要在国内获奖，还要拿国际大奖。
也有不可对人言的难堪处。他与妻子林达已达成离婚协议，林达放弃一切回北京联系工作调动。
7月，女儿路远小学毕业，被林达接到北京外婆家过暑假。路遥开始装修作协新批给他的一套新居，自己搬到对门的朋友家住。这一段时间，人们常看见他坐在作协门口的破藤椅上昏睡。
8月6日，他带了几件衣服、简单的洗漱用品和作协会员证坐火车到他熟悉的延安，肝疼剧烈，病倒在延安宾馆。
8月12日，路遥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18床，检查结果为，肝硬化腹水，伴有黄疸。延安宣传部认为必须要向作协通告病情，但路遥坚持保密。陕西省委在7月份已正式拟任他为作协陕西分会主席，但结果还没有最后公布。
但消息传开，省委很快派人来，安排他住进省城的西京医院肝病治疗中心。厚夫曾去医院探望，见他又瘦又小，满脸焦黑，在病床上蜷曲着，像一堆燃过了旺火的焦炭。妻子林达已在北京的中国新闻社上班。
虽然有医院的全力抢救，1992年11月17日早晨8点20分，路遥去世，享年43岁。林达于18日晚飞回西安，处理丈夫的后事。
贾平凹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