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的一天深夜，一辆面包车从北京驰往河南鹤壁，车上坐的是被强行拉回的当地进京上访人员。突然，其中的巩进军爆发了，他用一把10厘米长的水果刀将截访的一个年轻人刺死。据巩进军的一个“同行”回忆，死者是陕西人，不知姓名，“也是在北京生活的底层人员，听说押运一次才挣200元钱”。尽管他们常遭这些人的殴打，但仍觉得这个小伙儿死得冤。(《南方周末》2013年11月29日)12月3日，苏州郊区拆迁公司人员手持钢棍，进家与农民范木根“协商”，争执中范的妻、儿被打伤，范木根顺手抓起一把平时杀羊的木柄尖刀，将“拆迁人员”胡玉龙和柳明刺死。(《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5日)上访和拆迁，给当今的底层民众带来了太多的血泪。而上述之死者在这两案中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想来想去还是两个词：“打手”与“牺牲品”。
两个“凶手”，都曾是共和国的“良民”，俩人都当过兵，前者还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时叫“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两人之前都有“先兆”，巩进军曾放言：“今晚如果截访者再敢抬我、打我，我非要和他们拼命。”而范木根则已写好了遗书。尤其是范木根，一个64岁的老汉，何来神力竟一人手刃两位青壮?按我们的习俗，“死者为大”， 其亲人已承受巨大的悲伤，留下的老幼以后的生活会更加艰难，此时对上述三名青壮之死再“说三道四”，似乎有些不道德，但想了想还是写下了这点文字，只是冀盼今后少些“一路哭”，少些孙志刚、唐福珍一类的悲剧。
当我仔细琢磨“打手”一类角色时，今来古往的无数人和事竟像踩着风火轮一般飞来——砸死瓜农邓正加的湖南临武县城管，打残冀中星的广东东莞协警，暴打厅级官员妻子的武汉“光头警察”几人……这是当今的;唆使刑事犯强暴、毒打张志新的狱吏，打断彭德怀三根肋骨的红卫兵，活活打死地主周春富(“荒诞小说”《半夜鸡叫》中周扒皮的所谓原型)的“先进分子”，这是“前三十年”的;再往前，如民国的戴笠、毛人凤，清朝的告密，明朝的厂卫和大太监魏忠贤，武则天时代的周兴、来俊臣及其刑狱，汉、唐的宦官，秦朝的赵高，等等。即便文学著作中，也不乏“打手”的角色，如《红楼梦》中的善姐、秋桐、王善保家的、拐子、门子、净虚、李衙内，《水浒传》里的陆谦、富安、老都管、董超、薛霸、王婆、张都监、黄文炳及不少狱卒、泼皮，等等。如果要为此类货色画像，底色肯定是有奶便是娘。加一笔，没有人性;再加一笔，趋炎附势;再加一笔，落井下石。央视的《动物世界》里常有虎豹撕咬弱小猎物的镜头，移来作为此类人的形象，十分贴切。而“打手”的下场多数都不好——“狡兔死，走狗烹”者不少，像周兴、来俊臣;被正义力量除掉的也不少，像董超、薛霸。总之，最后多做了“牺牲品”。那些活下来的，也只能泡在众人的唾沫里。
“打手”何以历朝历代生生不息乃至经常走红呢?这与其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关系极大。打天下时，流氓无产者有着很大的利用价值，阿Q们成了改朝换代的重要“打手”。巩固权力、消灭异己时，“打手”又成了插在皇帝和野心家腰间的匕首，随时会派上用场。基层政权的劣质化，则使草根“打手”获得了充分的生长环境，前些年的“计划生育小分队”，就令人谈虎色变。今天有些地方的城管、协警、截访、拆迁和圈地，里面也常常活跃着“打手”的身影，乃至有的基层官吏本身就与黑道有染。提高公权的文明程度，使它具有摒弃“打手”的机能，或者迫使它与百姓“同喜同怒”。若此，“打手”的末日或许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