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长玉这个中国的“于连式”人物，他的社会底层的感觉，他通过所谓的爱情往上爬的投机心态，他的受挤压，以及暴发后内心深处涌动的煤层一样的黑暗，带有一定的典型性。作家没有将人物简单化，在宋长玉身上，并不是简单地分为魔鬼和天使，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农家子弟，宋长玉在突破贫困、寻求人生出路、实现人生理想的追求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种种手段，带有极强的功利性，这也是带有一定的典型性。著名评论家白烨认为，刘庆邦是个富有生活底气和元气的作家，是披着职业作家外衣的行业作家。《红煤》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两个真实，一个真实是当下变革时期，一些农民身上固有的缺点，比如短视、势利等，另一个真实是某些基层农村掌权人的病态心理，像他们的麻木、腐败等。这些真实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宋长玉的内心世界，最终在他沉浮的命运变迁中清晰地体现出来。这是他的真实也是这个时代的真实，他的命运也是千千万万农民工的命运，这是农民工灵与肉的痛苦，也是“红煤”象征所在。卡伦、霍尼认为“精神分析应超出本能和遗传心理学的范围，当性格不再被解释为本能冲动的最终结果，而仅仅因环境而改变，这时整个问题的重点落到了塑造性格的生活环境上。”我们以此来分析宋长玉在其“进城求生”的过程中心灵的变奏，就会有一个准确而又客观的定位。同时从后弗洛伊德主义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结为是一种“自我的冲突”的结果，即天然的我，理想的我，被贬的我，实际的我。作为“天然的自我”宋长玉是一个农村出身的有理想有抱负有文化有才能的优秀青年;“理想的自我”对宋长玉来说就是走出农村，“向城求生”，实现做“城市人”的梦想;“被贬的自我”则是和唐丽华恋爱的失败，唐洪涛的横加干涉，使他认识到自己的卑微。“实际的自我”是被贬之后的肆意报复，处于发达之后做一个好人而不得，做一个清白的人而不能的矛盾境地。所以，这四个“自我”处在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其间的相互冲突，是造成宋长玉悲剧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心灵变奏最直接的原因。
《红煤》中宋长玉在中国社会城镇化的过程中，应该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或者说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宋长玉是被这个时代“边缘化”的人，他出身农民，一心想要走出农村，走入向往已久的城市，过出人头地的生活，他为此努力过，奋斗过，追求过，但是最终他仍然是被拒绝了，他走出了乡村却又无法融入城市，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收留他漂泊的灵魂，就象无根的浮萍，命运注定就是漂泊。踏上南下的列车的那一刻，他也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乡村和都市对他来说成了一种生活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