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别角度看，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是男权的历史;从文学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是男性书写与批判的历史。但灿若群星的宋词文学史上有一位女性词人大放异彩，独树一帜，和众多男性词人比肩。这就是宋代齐鲁词人李清照。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贡献不仅是“柳眼梅腮”、“绿肥红瘦”、“宠柳娇花”的审美情趣和心灵体验，更是突破了男性在文学理论上的独霸局面，以女性的敏锐聪慧提出自己的独创见解。李清照的《词论》自古以来褒贬不一，但“别是一家”的观点与居高临下置评各家词风的气魄，以及梳理词体发展的才华，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其特质与价值。
一、词与乐的关系决定词必须要协音律
李清照在《词论》这篇议论性散文中，针对词的创作方面提出六大要求：协音律、雅正、浑成、铺叙、重典和故实。这六项要求解决了词创作的三大问题，即：什么是词?什么是词的“正宗”?如何创作“正宗”词?
某说法认为词最早来源于《诗经》。①《诗经》中的作品或是祭祀中的颂歌，或是日常生活的娱乐之声，都与“唱”相关。刘熙载的《艺概·词曲概》中记载：“乐歌，古以诗，近代以词，如《关雎》、《鹿鸣》，皆声于言也，词则言于声矣。故词，声学也。”②根据这种依据，可以从声学角度将词定义为处于音乐状态的一种文学样式。到了汉代，乐府诗歌兴起，俗乐歌诗的曲式成为当代及后世文学家创作的主要依据。汉到六朝，由于“采诗入乐”，③诗作为唱词只是音乐的附庸，为了能入唱，诗歌必须以乐谱为依据。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记载乐谱的能力有限，许多始辞都已失传，只能“因声而作歌”。隋唐时期，燕乐的出现和繁荣为词的出现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词的特性开始在燕乐中孕育出来。发展到宋代，除世人创作的新调外，前代流传下来的曲调都难以确定其准确性，这就出现了“以字之音为主”的字音法则。④而这种创作法则使词与音乐逐渐脱离，注重突显其文学特征并显示出词走向独立的趋势。
《词论》全文共709个字，从开篇算起有482字的内容在论述协音律的问题。由此可见“协音律”极其重要。李清照认为“词”要想能称为词，首先要符合音律。词不仅讲究平仄声律，更要符合乐律，具有可歌性。
李清照依次列举了从唐代到五代十国再到宋朝的词乐发展状况，从中可以看出，李清照认为词的音韵属性是由自古以来词与乐的合一关系决定的。
首先，《词论》以李八郎的事迹来引领下文的论述而后又针对音韵方面肯定柳永和否定苏轼等人，既能说明词与音乐的关系又突显出词创作中音韵的重要性。
其次李清照阐述了词与诗的不同之处，强调“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
由上述可知，李清照认为，词有别于诗，除了要讲究声律外，还要符合一定的音韵要求，必须具有可歌性。尽管词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是其与音乐脱离的结果，但也难以否认词与音乐之间极深的渊源。李清照要求词协音律的目的不是因为她过于拘泥于“词依附于乐”的形式，而是让词有别于诗成为真正独立的文学体裁，这是李清照对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
二、“自是一家”⑤与“别是一家”
“自是一家”是苏轼为了提高词的地位提出的创作主张。他认为词和诗一样可以表现个人的性格风貌、人生态度和理想抱负等。在创作题材上要求摆脱柔靡俗艳之风，将词写得警拔雄浑，使词成为抒情言志的工具，在方法上提倡用写诗的手法来写词，加入铺叙、用典等技巧。“自是一家”强调的是词人各自的独特风格，自成一派，形成能体现自己精神面貌而不同于别人的词风。
李清照的“别是一家”则强调词作为一种文体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体现在音律上。苏轼为了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阔词境，有时会忽视词的音律要求，如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被清代丁绍仪批评为“平仄句调都不合格”。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也成提到“苏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⑥李清照创作《词论》正是对苏轼的这一作词方式表示反对。苏轼提出“以诗为词”对提高词的地位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只是在李清照看来，“以诗为词”实质是让“低俗”的词与“高雅”的诗无限接近，借诗来提高身价。也就是说，苏轼并没有从本质上认为词作为文学形式是高雅的，因此才会借助诗来实现让词登堂入室的愿望。而李清照的词学观是从本质上认可词作为文学形式的地位，强调词不同于一切其他文学形式，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本身就可以是“雅”的，不需要依附于任何其他文学形式来提高自身的地位。
虽然李清照在音律方面对苏轼的创作不以为然，但在其他方面却有所吸收。下面我以《念奴娇》为例，探讨李清照与苏轼词学观的沿承和差异问题。
首先看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从题材来看，苏轼借古事古人抒发中年失志的一己之怀，是言志之词。他把诗当中的“怀古”题材和借古喻今的创作手法引用到词的创作中来，正是他“以诗为词”的重要体现。从意象上来看，苏轼喜欢用大江大浪、乱石、樯橹等具有广阔、宏伟、坚硬特点的意象，构成豪气冲天荡气回肠的“男性”意象群。这种意象群在借用典故、铺叙和对比等表达方法的加工糅合后，形成苏轼特有的雄健奔放情调悲凉的个人风格。接着我们来看李清照的《念奴娇》：“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 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选材上仍然是李清照经常采用的抒发独处深闺寂寞思人的题材范围，是言情之词。她选用的意象也都是像“斜风细雨”、“宠柳娇花”、“征鸿”、“清露晨流”、“新桐”这样的带有女性般柔婉细腻的意象。这样的题材和意象自然决定了词的总体风格与苏轼的《赤壁怀古》截然不同，这首词语浅情深细腻曲折，体现了她清丽婉妙的“女性”风格特征。以上都是李词与苏词的显著差异。但在创作方法上却可明显看出两人的相同性。这首词中李清照在表达方式上着重突出的是引用典故和铺叙，从这一方面来说，李清照对“东坡体”是有所继承和吸收的。三、李清照追求雅正婉约的风格特征
对“雅正”的要求也是李清照词论中的重要部分。她提出作词要高雅庄重来反对柳永词的艳俗风格。两人虽然都长于创作恋情题材，善于表现女子细腻婉转的闺情，但柳永用词更加露骨大胆，体现世俗化倾向。李清照的词作中鲜有外貌描写，更加侧重于对女性心理的描摹，她的代表作《声声慢》、《一剪梅》等都没用出现形容女子体貌形象与床笫屏风的庸俗艳句。
李清照的雅正观与她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文化环境不无关系。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最高官至太学博士，精通儒家经典，勤于著作，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她的丈夫赵明诚是朝中重臣之子，其本身是太学生，又对金石文物的研究很有造诣。从家庭环境可看出两点：一，李清照及夫家都是官宦出身，完全隶属于士大夫阶级。二，她的直系亲属都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这两点对李清照的雅正观有直接影响。首先，第一点决定了李清照的士大夫阶级立场，而在士大夫“士君子”的理念中，雅正既是士人的道德属性，又是词作的重要审美要求。从阶级性来看，李清照的“雅正”与柳永的“艳俗”的艺术审美对立实质上是士大夫意识与市民情趣的对立。其次，第二点为李清照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无形当中使得李清照以人文的眼光审视身边的事物。以上两点相互结合最终形成其“雅正”的艺术审美趣味。
从《词论》中李清照赞同秦观词“主情致”以及李清照词的题材内容可以看出，她认为词应以言情为主、婉约为正宗。李清照词的题材大概可分为三类：反映游饮惜花的悠闲生活，表达恋情和思夫的闺情，体现国破家亡的飘零孤苦。这些都是传统词的创作题材，李清照在这些方面并没有突破。这一缺陷和她的性别在封建社会的局限性有直接关联，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李清照自幼博览群书，眼光敏锐，对社会和历史都有独到的见解。她个性刚强，追求人格独立，是一个有个性有见识的才女。靖康内乱之际，而身为知府的赵明诚却临阵脱逃，李清照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了《夏日绝句》。宋高宗绍兴三年，朝廷派签枢密院事韩肖胄和工部尚书胡松年出使金国去慰问被囚于北方的徽、钦二帝，李清照特作诗《上枢密韩肖胄诗》为韩、胡二公送行。从这两件事看，李清照绝非目光短浅的小女人，而是一个关注社会时事、有满腔爱国热情的女子。李清照也有表达胸怀情志之作，只不过她采用的是诗这种体裁，而不是她擅长的词。这体现出她的“词主情致”的观点，在她看来，词是言情的文学体裁，是书写人们情感世界和最深刻的心灵体验的抒情工具，但要想抒发豪言壮志则必须用诗来体现。
李清照是个完美主义者。她不仅仅重视词的体制，要求词符合音律，具有韵律美，同时还要追求高雅的审美层次，强调词的整体性，要求达到“浑成”的风格。一般而言，在一首词中能有一两处流芳千古的佳句就已经难能可贵了，但李清照认为只凭那一两句语出惊人的句子还不能成为词中的上品。因此，她批评张先等人的作品“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真正的好词应当必须符合音律、意趣高雅，同时还要内容充实、整体协调。
从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词论》除了表现出在词方面的文学批评价值外，最重要的是使词摆脱了作为“诗余”的尴尬处境，从本质上提高了词的地位，让词真正地走向成为独立文学体裁的道路。这是《词论》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李清照对词的发展的一个美好愿望，更是李清照青史留名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