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青狐》叙事具有复调特征。小说从个人、欲望以及历史叙事三个方面建构叙事话语的错杂，通过互文与隐喻、个体与历史主体关系的张力以及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和对质疑，体现了王蒙对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反思方式以及对创作自我因袭的突破与超越，揭示了作品复调叙事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深刻意义。
关键词：《青狐》 复调叙事 文化蕴涵 意义
王蒙在古稀之年推出了他的第九部长篇力作《青狐》。他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多种叙事的间杂话语，生动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学以及人精神思想的变迁，延续了其一贯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艺术上的求新求变。笔者认为，《青狐》在叙事上具有复调性特征，“既是一种现实叙事， 也是一种历史叙事， 同时还是一种欲望叙事”。[1]
一、对个体生存的观照——知识分子个人身份的矛盾与游移
《青狐》以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为背景，主要描写女主人公卢倩姑从默默无闻到一夜成名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王蒙采用“元小说”和多视点双线索的叙事策略，以个人叙事为支点将文本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平台和个人生命之下来进行展示，把握知识分子微妙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生存状态。
王蒙曾表示，“在历史转折中，人们常常扮演他所不能胜任的角色”，[2]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青狐作为文坛新星，一夜成名的背后是自身基本修养的缺乏，她总是显得尴尬和傻气，洋相百出。因为“她的最好的年华就在黯淡和龌龊当中，在灰溜溜和准瘪三的状态之中度过了，她的最好的才华就在提放与申辩，真假检讨与真假表态，还有真假激动的忽左忽右的燃烧之中度过了啊”。[3]264小说中青狐成名后第一次去京华饭店参加“文学走向”讨论会，早已习惯粗鄙市井生活的她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她构思了一个会唱歌的农家姑娘在华丽厅堂里演唱突然大哭而失声的故事，影射了当时的青狐内心除了受宠若惊更多的是一种恐惧与自卑。这些具有“元小说”性质的故事在小说结构中与人物命运形成二重文本，既是青狐经历的投射，又是对青狐自身命运的讽刺与背离。她从“卢倩姑”变成“青姑”最后成为“青狐”，身份的转变让她陷入巨大的自我怀疑中，早已分辨不出哪个才是真实的自己。
这种自我认知的困难同样存在于以钱文为代表的50年代知识分子身上。摘掉右派帽子回到北京的钱文，没有预期中的激动和狂喜，更多的是一种“重温旧梦”的迷茫和笨拙，因为他的灵魂已经被一分为二，一半活在现实一半留在回忆里。这是以钱文为代表的“复出”、“回归”知识精英分子的普遍困惑和痛苦所在，他们两边不着岸，找不到归属感。青狐和钱文的精神失落与困惑是历史的冷漠对人的戏弄，身份确认的艰难反映的是当代知识分子在无所适从的时代里普遍的焦虑感，是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后，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大发展的多重叠加下，知识分子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迷失里无法逃避的一种精神困境。
二、性缺失的政治学隐喻——理想与现实的错位
“性描写”非常具有象征性，它代表着欲望，在不同的时代和语境下它会有不同的表现。《青狐》描写的无性的性爱，集中体现了一种性缺失的政治学隐喻。青狐穷其一生都没有体验过一次真正的爱情，纵观青狐周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即使她深爱的重型理论家杨巨艇，也是空有阳刚的身躯却早已丧失了男性的能力。所以青狐只有在不断的渴望——失望中承受煎熬，她所有的情感诉求最终只能转换成一篇篇自我慰藉的文学创作。王蒙把青狐置于一个无性的语境之中，她的情爱世界里情与性永远都处于分裂状态。在她看来，女人写小说只是“待嫁不成”、“画饼充饥”，但现实中正是这些痛苦与挣扎而幻化的小说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誉、地位，可这些从来都不是她真正想要的。“如果她有一个好丈夫，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如果她得到了爱情或者得到过爱情，天可怜见，她宁愿把什么文学呀小说呀诗集呀扔到抽水马桶”。[3]125这种失衡的情欲关系，正是王蒙对于性的独特注解，所反映的是现代政治和扭曲的社会使人身心的分裂、精神与身体的错位。
相对于青狐的“性缺失”，还有一种失衡则体现在小说中另一个人物米其南的身上，是一种病态的泛滥。二十多年右派分子的劳教生活消磨了他的青春年华和文学灵气，一事无成的他决心好好补偿在“文革”期间被亏待的自己，他不谈爱情只谈性，通过这种最原始的感官方式，重新找回生活的激情和自身的存在价值。笔者认为王蒙写性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也不是单单对传统男性权威系统和话语系统的消解，王氏情爱学中的情与性分裂失衡实质上包含的是理想与现实的错位，性的缺失是生命的病态也是社会的隐喻。无论是青狐还是米其南，面对社会和现实时，总是难免被抛弃被遗忘，他们的理想与现实总是有一方会偏离甚至是缺席，这种错位只能让他们在生命渴求与历史现实中做一个畸形的“夹缝人”，如果性的缺失是一种生命的病态，那么这种“错位”也反映了社会的“非常态”。
三、对宏大叙事的建构与质疑——启蒙神话的破灭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人们从极“左”的蒙昧中挣脱出来，进入了一个“新启蒙”、“新理性”的时代。思想界、文学界普遍对80年代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认同，所以也形成了一种中国文学界对于80年代的“宏大叙事”。而王蒙站在“中国当代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同时又是叙述者、表现者”的 [4]特殊角度在《青狐》中建构了一个个人化的历史，以此完成对整体性历史的解构与还原。
王蒙在《青狐》中对许多历史事件都做了背景化处理，他的着力点已经从宏大叙事转向了个体的生存状态。王蒙将“季节系列”中的人物故事在《青狐》的新时代新环境下进行延续与发展，甚至重叙，用一系列鲜活复杂的个体生存状态来表现宏大历史背后那些不光彩的真相。正如米其南的堕落并非偶然，他的纵欲其实顺应了“新启蒙”所谓对人性的解放的逻辑，可见曾被寄予厚望的启蒙理想在强大残酷的历史现实面前被打击得支离破碎。小说意在提醒我们，在新时期所遭遇的新问题而带来的新的焦虑——自我意识越是增强，人越感到孤立和迷惑。无论是 “启蒙神话”还是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都不能带给人真正解脱和回归，他们在时代里失去了方向，迷失了自我。王蒙用历史转型时期个体生命的失败体验来消解历史主体性崇高的一面，思辨个体与历史的相互关系，对历史的主体性提出了质疑：“历史能够这样轻率，能够这样水性杨花、朝三暮四、视人的命运如儿戏?”[3]248历史由个体组成和丰富，却往往忽视了个体最真实的生存要求，人只能被迫隐藏欲望来迎合历史，相反历史却不一定选择他们。青狐等人的遭遇和感受正是人在历史强硬车轮面前的无可奈何。王蒙在《青狐》中通过其多重叙述方式的相互拆解来实现其对80年代以来宏大叙事的一次尝试性超越，并且穿透欲望和历史，探讨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哲学性问题，从而使《青狐》具有了更丰富的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意义，正是《青狐》所蕴含的深层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