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志
一先令传记会给你全部的事实：
他父亲怎样揍他，他怎样出走，
少年作什么奋斗，是什么事迹
使得他在一代人物里最出风头：
他怎样打仗，钓鱼，打猎，熬通宵，
头晕着攀新峰；命名了新海一个：
最晚的研究家有的甚至于写到
爱情害得他哭鼻子，就象你和我。
他名满天下，却朝思暮想着一个人，
惊讶的评论家说那位就住在家中，
就在屋子里灵巧的做一点细活，
不干别的；能打打唿哨；会静坐，
会在园子里东摸摸西掏掏，回几封
他大堆出色的长信，一封也不保存。
奥登晚期的诗歌：
从他的部份传记来判断，奥登1945年后的诗歌仍时有炫目的闪光。而就某个方面来说，一段时间内他在文体风格上仍保持领先地位。这让他得以驳倒那些诋毁他的人。那就是他对通常称为诗歌的“声音”的控制。
例如，《赞美石灰岩》（In praise of limestone ，1948年5月）把意大利风景转换成英语，在文体上的最大成就是在主观与客观的声音之间达成间接的关联。首行优雅地把一物溶于另一物——将怀旧之情融入岩石之柔和。奥登常常在开篇的一段时间内并不显露主题，但在这首诗里，他玩弄着一个不动声色的旁观者口吻，说要‘记下这个’‘检查下那个’，又将它们与鱼、蝴蝶、蜥蜴等让人愉悦的自然画面一一并列。 忽然间一个母亲对幼儿深藏的爱被唤起，但通过以一个反问句来呈现影像，其情感力量冲淡了。童年的记忆冲刷而过，石灰岩与那些迷人的事物对照着：花岗岩的荒地，粘土和砂砾的磨擦声，海的低语声。
诗的后半部分用着轻松闲聊的口吻，带着些微的自嘲和对风景暂时的轻视。对自然秩序的乞灵遭到反对，关于纯净的观念在有条有理的说教式对句中渐渐消退。留下的只是沉渣：
亲爱的，我对两者
都一无所知，可当我试想一种无瑕的爱
或将临的生活，我听到的只是地下河
喃喃之声，我看到的只是一片石灰岩的风景。
对照英国田园诗的整个传统，这种不显著的重音不只有着稍带讥刺的消遣，诙谐的态度，而且从诗歌表面的田园风味下，传达出些许的忧虑不安。
此外，奥登的写作仍有潜力达到深深打动人的品质。在写于1949年、分为四部的《纪念城市》（Memorial for the City）的诗中，他追忆起四年前在盟军轰炸后毁于火灾的一座德国城市的残迹。他曾服役于占领德国的美军，并为达姆施塔特城（Darmstadt）的废墟而悲泣。
这里处处是他早期诗篇回声的共鸣——躯体与城市的类比，就如在悼念叶芝的诗中；自然秩序对人类苦难的异常冷漠，就像《美术馆》（Musee des Beaux Arts）一诗所写，当殉难发生时，迫害者的马却在树身上擦着它无知的臀部。
关于语言是否有可能表达现代战争之恐怖的疑问，以及关于大屠杀难以表现的争论，盘旋在这首诗之上并诉诸视觉形象，比如火葬场烟囱上空的乌鸦。犹如在一场恶梦里，目击者确信，这毁灭的城市的命运，即是文明的灭绝。
幽默，烹调，礼仪，味道
这座城市的样式，都被抹掉
然而，织进诗中的是一种古怪的历史图案——宗教与现代革命的调和——奥登认为他在一位曾被纳粹德国流放的德国神学家罗森斯托克—赫塞（Eugen Rosenstock Huessy）的著作中发现了它。已成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罗森斯托克—赫塞研制了一张历史年表，按照基督教的发展排列英国内战，法国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以及近千年许多其他的社会变动的进程。奥登读过罗森斯托克—赫塞的《革命及基督教前景之外》（Out of Revolution and The Christian Future）。他将这一规划加以润饰，试图把基督教牧师塑造成人类所面对的——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面对的——两难困境的回答。
诗篇最后部分说教式地提出一个新主题——一个脱离实体的我——它既超越历史又在过去的关键时刻以反讽而超然的声音出现——无论在基督教、古典遗风、古老传说，还是现代文学中。
在奥登作品的内容中，宗教呈现出越来越高的重要性。一股肉体禁欲的气味游荡在以《Horae Canonicae》知名的系列作品中，其中每一首诗都以中世纪的僧侣每天不时从事的祈祷命名。通过这些仪式，内心的警察被以魔法召唤出来将外部的警察——即现代专制政权的标记——正义化。总体上，他转向了顺从与接受。
不过，至于战后的奥登是否臻于伟大——撇开他拌以宗教的传统水泥搅出的混合物——不是这么回事。
奥登到达美国的时候，收到他父亲的一封信。信中希望他通过他的诗担当时代的代言人。他回信说：“要说到成为时代的代言人，像每个作家所做的那样，这肯定是他最后才考虑的事情。比如丁尼生，当他想着哈勒姆（Hallam）和他的悲痛时，他在《悼念集》里成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代言人。而当他决心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吟游诗人并写下《君主牧歌》（the Idylls of the King）时，他已不再是个诗人。”
以他自己的标尺来评判，1945年后他已证实无力用诗歌来表达冷战隔离的阴影，和当代生活那破裂、断续的步伐。
在《英语诗歌导言》中，奥登宣称：“也许历史正强加给知识份子——不论科学家还是艺术家——一个新的自我观念，既非可敬的吟游诗人亦非安那其的唯美主义者，而只是作为忠实反对派的一员，不只为他自己，也为所有的人捍卫每一个体不可剥夺的权利，反抗过度热心的政府的侵犯（即便后者不承认），他有一个契约，他们对‘正义之城’共同的爱。”
这种观念只能在他的生活变得干枯、诗歌洞察力变得日渐陈腐时才会出现。他为自己在最后几年只能写作《悼J.F.肯尼迪》（Elegy for JFK）、《合众国赞歌》（United Nations Hymn）和《登陆月球》（Moon Landing）这类做作的诗篇而难过。
曼德森称他娴于“一种精心设计的隐藏效果。奥登使某种写作最隐晦的主题的技巧臻于完美。他通过一种语调骗过真实或想像的敌人，令他们以为他过于温和与叔伯式（即“谆谆教诲式”或“婆婆妈妈”——译注），以致懒得去应付他。”这是无稽之谈。只能由有天赋和经验的内行来正确地加以解释的诗歌，跟能够照射到表面现象之下的大胆想像是两回事。曼德森没能考虑到，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在奥登晚期，他的作品事实上变成了“温和的与叔伯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