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张家口的背景下，聂荣臻为李敦白写了介绍信。之后李敦白一路受人照顾，前往担任新华社总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
在延安的窑洞里，他逐渐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建立起私人友谊。他曾将毛泽东和周恩来作过一番比较，“与周恩来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朋友，也是同志;与毛泽东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就坐在历史的旁边”。
延安时期的文艺生活十分丰富，李敦白常受邀与这些领导人一起参加舞会、打牌、看电影，当时的情景，李敦白至今历历在目。
那是1946年10月19日，周六，我第一次抵达延安。我之前就听说，每个人都要去参加周六的舞会。舞会是在一个长而低矮的石头建筑里举行的。
我跨过门槛，走向舞池，很快就有人正式把我介绍给毛泽东。他握了我的手，很有力，但又不像真正的握手，并没有上下晃动。
我还记得当时乐队演奏了《稻田里的火鸡》。我感到很惊讶，毛主席注意到了，讲“有些美国同志教给我们这首歌”。
其他人也陆续走进舞厅。我注意到一个身材高大、年纪明显比毛泽东大许多的男人走进来，在门口脱掉军大衣。“朱德总司令来了。”毛泽东喊着站了起来。
朱德坐在我的右边，把我夹在他和毛泽东之间。毛泽东几乎和传说中一样，但朱德看起来要老一些，不过他老实又有趣。他问起我身上有没有长虱子，讲除非长了虱子，否则就算不上革命同志，接着就笑起来。他很快就被人请去跳舞，舞步很轻快，我想他喜欢跳舞。后来朱德的太太跟我讲，朱德在舞池里真是快活，只要跳得动，绝不错过任何一支舞。
乐队演奏了很多美国歌曲，《红河谷》《肯塔基老家》《你是我的阳光》，还有一些中国革命歌曲，比如《游击队之歌》，高级官员和基层职员一起在舞池里，大家都很享受。
在延安住下后，我的社交非常接近核心圈。1947年的除夕前，我受邀参加中央委员会成员共同参加的一次特别晚会。
房间布置得很简单，但充满节日的气氛，还摆了扑克牌桌。我们打一种叫“500分”的扑克，六个人一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安娜·斯特朗和我同一桌。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同桌玩牌，如果说他们喜欢跳舞的话，那玩牌就更加专注。
朱德玩牌的风格就像计算军事行动，他会低声说着什么，牌不好的时候会说，我完了;赢的时候会举起牌用力往桌上一丢，得意地喊，我赢了。
毛泽东玩牌几乎一声不吭。他小心看牌，动作还挺优雅。安娜跟我讲，毛泽东玩起牌来就像一个哲学家，面无表情，但在心里计算着对手的牌，他研究牌面，看计分板，赢的时候会把牌排成漂亮的弧形，静静地放在牌桌上。
刘少奇玩牌的时候喜欢皱眉，还不时清清喉咙。
周恩来则是眼神不停闪来闪去，看看这人的脸，看看那人的脸，赢了的时候会夸张地叹口气讲，好了，这一把就是这样吧，然后把牌摊在桌面上。
我的牌打得不好，玩得也不认真，但很喜欢其他人的玩法，和一些轻松的斗嘴。反正都是大头头，聚在一起打牌，彼此亲密无间，大大咧咧的。毛泽东有点不一样，大家不大开他玩笑，但整体来讲，是非常随便的。
我们还会一起到美军指挥办公室看美国电影。那时候，有个美国军队观察组住在延安，共产党提供办公室和住所给美国人，美方则不时放些电影，或者带些好东西过来。
毛泽东等人一般周六下午去观察组看美国片，专门给他们放，别人不参加。我到延安前，一直是个中国译员帮忙翻译，我到了之后，就接替了那人的工作。他们最喜欢看的是两个滑稽演员组合，一个大胖子，一个小瘦子，其实基本不需要翻译，就是各种耍，他们非常喜欢。
有时，他们还会问我关于真实美国生活的问题，我觉得很有趣。看电影时，他们会大笑，也会评论。我记得有一幕是，屏幕上那位演员无法下定决心，他们就会讲，“他正面临着意识形态的挣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