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元曲四大爱情剧”我首先想到的是为何作品中总是少不了“状元”？此词并不是什么难以解释或可以过于深究的名词，科举考试第一名。说白了，还是“官”。《倩女离魂》是以王文举“状元及第”衣锦还乡与张倩女欢喜成亲为终。《拜月亭》稍微波折一点，结合了战乱，但还是离不开男主人公蒋世隆中“状元”模式。《西厢记》张生中“状元”与莺莺喜结良缘。《墙头马上》是裴少俊考中“状元”与李千金大团圆。这些作品紧紧围绕着“状元”，似乎若不这样，他们就不能结合。那么这说明了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想：王文举若不中“状元”，是不是张倩女就成了孤魂？自此二人阴阳两隔；蒋世龙若不中状元，王尚书又岂会将女许配予他？张生裴少君亦如此。我也曾站在作品中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想过。是不是这样更能反衬出家长们的嫌贫爱富，然后将女主人公不畏封建礼教对比出来，表现青年男女的进步思想？或是作者真的失衡了，偏重于“奋斗”“争取”来呼吁和鞭策？当然，这些只是我想破脑袋的猜辞。虽然大体说得过去，可是很牵强。种种迹象表明，“状元”与千金还是“天配良缘”，这难道还不是停留在门第观念之中么？千金就真有那么好的的眼光，一看就是有志气有才学的书生？千金就不会爱上其它行业的小伙？我认为，男主人公不要仅局限于书生，（杂文）而且还偏偏总是凑巧是个“状元”，还是官。官对官，官对财，这无疑把作品的社会价值降低了。不得不承认作品中的“状元”的局限性。
其次，我认为男女主人公的努力得来的爱情与封建科举制度分不开，里面的家长摆脱不了，读者也难以走出来。这根深蒂固的思想为以后的考试制度埋下伏笔，人们都被封建科举制度拿下了，并且使人们在追求上把科举看成是成功的唯一通道。
主观来说，我更倾向于鲁迅对悲剧的定义，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觉得皆大欢喜的效果远不如悲剧，况且“元曲四大爱情剧”太过喜剧化，在那个时代背景我不得不唤一声“怨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千夫所指又何如？倘若不这样彻底、决绝，又怎会激起世人的愤怒与改变？看惯了喜剧的人又怎会理解悲剧带给人们的现实意义？大部分人都有一颗爱惋惜的心，大多数的人会为悲剧震撼，反思，从而挖掘，找出劣根性，分析局限性，社会进步的空间就会自然而然地扩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