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红颜向来惺惺相惜，红颜薄命，英雄寂寞。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其实红颜也寂寞，只是感伤太过轻飘而被忽略;英雄也薄命，由其是生不逢时，但是虽然感叹却不屑于自伤罢了。但是实际上，被当世或后世称为英雄，但是能够颐养天年，得以善终的，确实很少。那怕当时善终，后来被从棺材里拉出来鞭尸的，也是有的。
小时候总以为英雄被陷害是因为那些应该杀千刀的坏人，后来慢慢的发现，似乎也并不那么简单，而且往往坏人可以活的很滋润，好人被杀了千刀……我记着在一节历史课上，老师反复的强调岳飞之死并不只是秦桧陷害那么简单，秦桧没有那么强烈的杀人动机的，除非为了迎合高宗。真正让岳飞走向悲剧的他过于刚直的性格为高宗所不容，而且他不懂政治，比如一直扬言要“迎回二圣”，妄议帝储，和岳家军的风头太盛等等，碰触到了帝王的隐秘痛处。那二圣是能迎回的么?爹爹和哥哥都回来了，这个弟弟还怎么心安理得的当皇帝?需知议和成功后，赵构也坚决不让钦宗赵钦回来，那怕他苦苦哀求表示决不问津帝位也不行，这是皇帝的大忌。
在《袁崇焕评传》中，金庸也多次拿岳飞来与袁崇焕做比较，做为英雄他们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都是性格刚烈、宁折不弯的血性男儿;都有过人的军事才能，屡建奇功，抵抗侵略;都是被敌人和自己人深为忌惮的英雄人物;都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为部署将官士兵所爱戴;都有雄才大略，也都壮志未酬;都没有死在疆场上，而是死在自己忠心耿耿辅佐的皇帝的刀下……当然，也有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是岳飞是因为成为议和的障碍而死的，而袁崇焕的罪名之一就是“擅主议和”;还有一条，岳飞死后百姓是哭泣的，然后袁崇焕被凌迟之时，围观百姓“生啖其肉”。所以岳飞至少在宋代就被平凡了，而袁崇焕却是他奋力抗争的满清皇帝给平的凡，当然，这和明朝在他死后只存在了十多年也有关。
关于袁崇焕被杀时，生啖人肉那一幕让人唏嘘不已的闹剧，金庸这样说：“长远来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盲目而冲动的群众，可以和暴君一样糊涂，一样残酷。但隔得远了一些，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爱到直接的影响时，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所以除了北京城里一批受了欺骗的百姓，天下都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连朝鲜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为他的被害感到不平。”
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禁不住在想，这个曾经为了保卫大明皇帝和百姓身先士卒，一心为国的“痴心人”在狱中是怎样的去想他效忠的皇帝的?而在刑场上面对蜂涌而来蚕食他身体的群众，他又是怎么想的呢?岳飞在最后的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来表示内容的愤慨，而袁崇焕面对此情此景，似乎连这样的愤慨也都不屑于写了吧?他是否已经淡然，甚至冷漠?傲视的这群蒙昧的人，双目幽远的看着天空。天理，真的有天理吗?
关于袁崇焕最有争议的两点是“杀毛文龙”和“擅主议和”，关于这两点，金庸都做了详细的解释阐述，杀毛文龙总是杀的太莽撞了一些，而“擅主议和”却正是他大无畏英雄气概的表现，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避嫌疑而独行。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用在这件事情的评论上，恐怕最合适。对于英雄来说，生死都是小事，轰轰烈烈的英雄就义，要比顶着“汉奸”的罪名为世人所唾骂的忍辱负重，更容易一些。袁崇焕显然是选择了后者。“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事”，虽然他更希望久后就份苦心能被人知晓，但是显然，连敌人都是明白了他，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却不理解。
为什么在当时议和是一件正确的事?金庸分析了当时金与明的现实情况，与当时议和的政治，证明当时议和有利于明休养生息，积聚实力，然后达成一举歼灭金人的目标。这样的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不等于投降。然而当时迂腐的明朝君臣却无视这种敌对力量的对比，盲目的认为议和就是“汉奸”，终于让袁崇焕承受奇冤。做为守边将领，袁崇焕力战强敌，在大军压境，孤立无援之时，都不曾有半份屈服，直打的敌人闻之色变，他根本不怯争战，不想苟且偷安。同时，议和对于他来说，有何益处?对他自身弊大于利，而在他看来对国家是利大于弊。有害无利之事，是一个“汉奸”能做的事吗?然而，满大殿上的庸庸碌碌之辈，都是忠良之士，唯有一个血战杀场，力破劲敌的袁崇焕是奸臣了。
正是诸如此类的不避嫌疑，让多疑的小皇帝崇祯开始对他有了嫌疑。有时候会想，英雄的悲剧也真是有性格方面的原因，如果他们圆融一些，随和一些，不那么激进一些……也许就不至于有惨烈的结局了吧?然而如果岳飞如果可以不以抗金为已任容忍议和，大约也就不再是举世敬仰的英雄了吧。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便是在于他一往无前的气概，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执著。
在科幻巨著《三体》中，刘慈欣用大量细节来描写了人民对于罗辑的反复无常，时而感激涕零，时而诅咒谩骂，简直像是戏剧化了的袁崇焕的故事。他说了一句冷漠的话：“人们不感谢罗辑!”我读到潸然泪下，大明末年的子民，那些袁崇焕奋力保卫的子民，也不会感激他。然而，古往今来，英雄又何曾被真心爱护善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