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代史上，严复的名字是很响亮的。他曾一度站在中西交会的巅峰绝顶，康有为称其为“精通西学第一人”，胡适称其为“介绍近世思想第一人”，鲁迅称其为“十九世纪末中国感觉敏感的人”，毛泽东称其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倘若不为名贤讳，论及严复的人生悖论，当非妄谈，也许还能还原这个历史人物的全貌，给今人些许启迪。
比如严复对鸦片的态度。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他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条件，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早在1895年，严复就在报上撰文：“中国沿习之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矣。”并大声疾呼：“自爱而求进者必不吸食鸦片!”然而，过早夺去严复身体健康的，恰是被他切齿痛恨的“世间魔鬼”——鸦片，最后他也死于了鸦片。1919年1月4日，他在给门生的信中说：“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晚年的严复，深受鸦片之害，在给子女的信中，他这样描述其窘况：“甚者二便都要出来，如无歇息处，巴不得便坐在地上。”何等无奈，何等狼狈!
那么，严复何以从痛恨鸦片转而吸食起鸦片?1885年始，这个在英国喝了三年“洋墨水”的海归，竟然一连四次落第，思绪苦闷至极，他甚至悔恨“当年误习旁行书”，如今落得个“举时相视如髦蛮”的可悲下场。当时他在北洋谋职，官场黑暗使他难以施展才华。严复曾总结做官秘诀：“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吾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从此，严复染上了鸦片烟瘾，以排遣郁闷。查其英文日记，自1916年下半年起，严复几乎每天都要注射吗啡，或抽大烟，或服药膏，有时一天注射吗啡竟达10次之多。直至1921年寿终正寝，严复都没能摆脱吸食鸦片所带来的快感及痛苦。
如同对待鸦片一样，严复对封建专制制度也是先“恨”后“恋”，这形成了他的另一个人生悖论。两者相较，自不待言，后者甚于前者。
虽说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早在明末清初即已有端倪，但被梁启超誉为“中西兼通”的严复则是第一次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民约论”思想，对之彻底否定。这在当时不啻“夜空中的一声惊雷”。据其子严璩所说：经甲午之变，“大受刺激”的严复，以排山倒海的激情一口气写下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相继刊于天津《直报》，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猛烈进攻，传诵一时。与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相对应，严复通过翻译《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论》等，向国人介绍西方民权(民主)思想。“民主者，治制之极盛也”，这些闪烁着理性光耀的著作被集束般迻译于“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梁启超语)的中土，无疑在客观上起着批判和否定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极大影响着国人的政治观念，给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然严复之批判封建专制，并不彻底反对君主制，而是有所保留，希望依靠开明君主的力量来推行维新事业。如在《救亡决论》中，他力劝光绪学习先祖康熙“勤苦有用之学，察究外国之事”。这种倾向在他晚年，变得尤为突显。辛亥革命以后，严复参加为袁世凯复辟做鼓吹工作的“筹安会”，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他曾蓄辫明志，“以示不主共和之意”。在私下给友人的信中，严复甚至说：“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富强之可岐乎?”他将自己早年所讴歌的资本主义文明总结为八个字：“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弥留之际，他留给家人的遗嘱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倘将之与当年他对封建专制所下的断论“其祸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相衡，判若霄壤。
1921年10月27日，严复怀揣惆怅和迷惘离开了世事纷呈的人间，葬于鳌头山。坟前竖起其生前自题的墓碑：“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一个曾经力反封建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临终却甘愿将业已销匿的王朝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岂不可笑可叹亦复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