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上山下乡”的一批知识青年，在经历了时代的浮尘和生命的蜕变后，许多作家用文字来回忆这段独特的历史、纪念知青群体的青春，表达其对人性和命运的思考，从而形成了“知青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可以肯定的是，知青文学不仅是知青群体对于自我生命历程的表达，更是其作为“当事人”对时代的反思和自我的省察。然而在“知青”年代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今天，知青文学并未消褪而是出现了多种文学样态，许多作家开始对知青文学进行“重写”，作为当下独特的文学现象，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看待知青文学在“重写”中对于以往知青文学形态的反叛与颠覆?“重写”知青文学在当下是否必要?
一、知青文学概念厘定
文学史上对“知青文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在涵义上存在若干差别，主要包括四个角度的定义：第一，从作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知青文学是指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所写的文学作品;第二，从作品内容出发，认为知青文学是以对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包括其返城后的生活情况等描写为主要内容的作品;第三，是结合上述两点对知青文学进行的双重限定，认为知青文学是以知青作家写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第四：认为真正依据文学尺度对知青文学进行命名的观点是，知青文学构成了一种文学品格，并认为这是经得起文学的标准审核的命名，指出只有当创作构具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的时候，才能构成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才具有文学研究的价值。
笔者相对赞同知青文学是一种文学品格的定义。从作品的题材和创作者两个方面对知青文学进行定义虽无明显错误但却存在偏颇之处。知青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一方面它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话语而存在，与历史记录有显著地差别，因此，从题材角度对其进行定位并不能指出知青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现象的文学蕴意;从另一方面来说，知青文学作为对知青生活的反映，对经历了时代沉浮后知青个人情感与心灵变化的表现，突出的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反思和人性的考量，这种形而上的思考既需要知青作家个人的亲力亲为，同时也不可缺少旁观者对这一历史进程、人性善恶的旁观式补充，因此从创作者角度对于知青文学的定义也有失偏颇。相对而言，认为知青文学是一种文学品格这一定义，打破了从题材与内容角度对知青文学进行程式化解读的藩篱，抓住了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独特审美特质，突出其在回忆时代历程的基础上，所表现出的共通的精神内涵与价值追求。
二、由历史书写到当下“重写”
早期的知青文学大多以作者对“上山下乡”生活的怀念为主题。一方面表现了知青作家对自我青春岁月的肯定。这是他们对自己充满热情的青春，对曾经付出过的艰辛劳动，对他们已经永远失去的那一段最宝贵生命历程发自心底的肯定，在这种对曾经理想追求、艰苦奋斗的价值肯定中，怀念之情得以展现;另一方面，这种怀念也突显出时代在个人身上留下的伤痕。知青群体曾是一群对生活充满着激情，对革命事业无限热忱的知识青年，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追寻自我生存的价值，时过境迁，在经历了一个时代的转变后他们虽重获自由，却无法很快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甚至在新的价值体系下迷失了自我。在宏观社会转型的推进与个人生命历程的演进对知青群体的双重影响下，在自身无法完全适应新的时代环境的困惑中，知青难免会对曾经意欲逃离的地方产生亲切的怀念。以梁晓声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为例，作品中对裴晓云勇于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的称颂，就是那个时代下对个人最高价值的表彰，闪烁着英雄主义的红光，她与曹铁强之间隐秘而浓厚的爱情更是流露着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情调。上世纪80年代王安忆的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也可视为早期知青文学的典例，作品虽写知青返城后的生活状况，但同时也透露着主人公在与新时代无法融合的境遇下，对于过去生活深深地怀念。
然而，近几年来知青文学的创作却表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样态，主要表现为：在题材表达上对宏大主题的放弃，较多个人化的书写;作品内容上不再以对现实的摹拟为主，更多虚幻的、超现实的生命狂欢;人物塑造上，不再突出英雄人物和正反面人物的矛盾斗争，而是重点展现在日常琐碎中知青的生活处境，同时增加了农民这一被早期知青文学忽略的历史角色。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大树还小》，在对生活的细节描写基础上，重点穿插了较多作者个人的感觉，为受众提供了知青生活的个人化书写与另类视角;本世纪出版的李洱的《鬼子进村》，站在农民的视角上描摹了一幅知青“下乡”的真实图景;知青作家王松的《双驴记》、《秋鸣山》两部作品均采用虚幻的艺术手法，表现了特殊时代下人伦道德的丧失和人性的扭曲。这一时期具有“重写”性质的作品还包括：苏伟的《迷谷》，以女知青性的反抗为主题;郭小东的《风的青年时代》，呈现了有血有肉的知青形象;杨剑龙的《汤汤金牛河》，反映并反思了知青眼中的农村生活等等，这些作品都以另类姿态颠覆着，同时也补充着早期知青文学的主流话语叙述。
三、是“重写”更是正视
当下作家对知青文学的“重写”，体现了其敢于正视历史的勇气，肩负了文学探讨人性、命运的形而上诉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在经过岁月的积淀后，作家对于时代历史与自我经验有了不同的理解，这种“重写”也因此体现出多重的现代价值。
一方面，搁置对集体记忆的表述，正视历史。早期知青文学侧重展现主流意识形态下的集体记忆，这种书写具有较多想象性的因素，粉饰了主体的真实经验，遮蔽了历史的真实面貌。而当下作家在对知青文学的“重写”中，刻意将严酷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悬置”起来，着重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刻画，塑造个体生命在生存与发展面前人性的真实面貌。在时代历史演进与个人生命推进的双重建构下，早期知青文学的宏大叙事被颠覆，当下知青文学为受众敞开了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唤醒了人们对于荒诞、悖谬的时代以及人性善恶的认知。作家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曾经作为“当局者”的自我所经历的时代做出更为客观、更全面的反思，这种反思为受众提供了返观历史真实全貌的平台。
另一方面，以狂欢颠覆严肃，正视自我。当下知青作家在经过自我沉淀后，抛弃了历史书写的规约，侧重个人狂欢化的书写，以他们各自对生活亲身感悟的方式，用特殊的艺术主题和叙述模式展现了知青生活的荒诞本质以及小人物生命的艰辛历程，在对生活的细微感知中渗透着有关人性、命运的形而上思索。当下作家狂欢化的书写，着重以反讽、戏谑、荒诞等艺术手法对日常生活进行悄无声息的艺术升华，颠覆早期知青文学严肃性的话语表述，展现出日常生活冲淡平和却又充满戏剧性的一面，在艺术狂欢的背后隐含着个人对时代的痛苦感知。多重狂欢化的“自我”更为受众提供了有关历史的多声部解读，使其更近距离的体会到来自个体的无奈与困惑，受众在这种体验中不仅仅会质问时代的荒诞，更能穿透表象去触摸作为主体的个人在时代下的人性选择，推进其对当下时代的深切感知，以及对自我的深入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