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山东作家艾玛创作出了一系列有关涔水镇的短篇小说，主要有《浮生记》、《路上的涔水镇》、《人面桃花》、《痴娘》、《小强的六月天》、《一只叫得顺的狗》、《米线店》、《绿浦的新娘》等，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其中，凭借《浮生记》获得了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山东省第二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近期创作的《井水豆腐》又获得了第六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艾玛笔下的这个小镇犹如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哈代笔下的多切斯特镇、莎士比亚笔下的斯特福镇、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等等。或许有一天它也会被载入文学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符号。
艾玛原籍是湖南澧县，现居青岛。她的童年是在家乡渡过的，在那里有条叫涔水河的小河，涔水镇也因此而得名。家乡承载了她最初很多美好的回忆，这些回忆成为她创作的原动力和取之不尽的文学素材。不难发现，艾玛的小说中有很多有关童年的记忆，家乡的风土人情，悲欢离合，多年来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和梦境中，从没离开过。正如她在《路上的涔水镇》中所说，“仿佛涔水镇也像我一样长了两条腿，多年来一直在一条尘土飞扬的路上疾步前行，动不动就会与我不期而遇。” 艾玛用文字逼近故乡，抵达故乡，建构起了一个文学的故乡。只不过这个虚构的故乡，比现实的故乡还要丰饶，还要包罗万象，还要真实。没有什么比虚构更能抵达真实。
读艾玛的小说，会感觉到一股浓浓的乡愁气息扑面而来。它们冰冷，悲凉，凄婉，略带忧愁，但又夹杂着些许温暖。或许与艾玛少小离家、常年在外的经历有关吧，她的小说总能表达出一个常年在外的异乡人对家乡的思念和忧愁，正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大多数乡土作家一样，他们无不对自己的家乡充满了浓浓的乡情和忧愁。艾玛带着城市文明的眼光，带着当下社会生活的眼光，反观或者回忆当年的乡土人生，一方面寄托了自己浓浓的乡愁，另一方面，对当下社会进行了思考和探索。笔下的那个涔水镇的生活离自己既亲切、友爱，又似乎有了些陌生和疏离。艾玛就像一个穿越时空回到涔水镇上的高高在上的智者，俯瞰着涔水镇这芸芸众生，看他们悲欢离合、生离死别。
《浮生记》写的不过是新米跟着一个与因矿难去世的父亲是好朋友的毛屠夫杀猪的故事，但在作者的笔下却充满了忧伤。作者用充满忧伤、略带凄婉的笔调写出了打谷、毛屠夫之间的细腻绵密之情，新米、新荞之间的兄弟之情，和渐生情愫的大女对新米的爱慕之情。就算是艾玛写到杀猪时充满血腥的场景时，也是充满了感情的，虽然有些冷漠，但也夹杂着一些温情。《路上的涔水镇》，作者用忧伤平缓的笔调勾勒了梁裁缝与叶红梅之间的凄美爱情故事。出身贫寒的乡下人梁裁缝与在镇供销社上班的李兰珍结为了夫妻，可生活并不幸福，他极为自卑和敏感，自卑敏感的人往往又极度自尊，不管是别人有意还是无意的一句话，他常常感到无地自容。叶红梅不失时机的善解人意的、体贴的一句话让梁裁缝找到了失去的尊严，感觉到了温暖，最后甚至不惜为她失去了生命。
当小说涉及到命运、涉及到生与死的问题时，小说不可避免的会带有悲凉的气息。《小强的六月天》就是这样一部悲凉的小说。作者并不只是写小强，有关小强的篇幅作者用墨也不多，作者通过写小强的死，写的是姆妈充满苦难、辛酸和无可奈何的命运、写的是生活在涔水镇上的崔木元、王三婶、梁美兰等各色人物的命运和风土人情。《痴娘》中王小荷对大头儿子的爱比一般意义上的母爱还要伟大、无私。知道儿子的死期，知道他顶多活不过五六岁，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是何等残忍的事情。王小荷脑子有些不好使，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对大头儿子的爱。雨中与乞丐较量的一幕多了一些悲怆的气息，深深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乞丐也居然来施舍她和大头儿子，这深深激怒了王小荷。王小荷奋不顾身抱着儿子追出去，有力地把米糕砸向了乞丐，她要回的是尊严，是她和儿子的尊严，是人类宝贵的尊严。
小说的深度和高度决定了它可贵的优秀品质。一部优秀的小说是有精神的，有思想的，有灵魂的，是一部活着的小说。艾玛的小说无疑具备了这样的品质。艾玛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她怀着一颗人文主义的情怀对当下社会和现实生活的关照，对诸多形而上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对整个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关照。
艾玛是作家，同时也是法学博士，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种双重身份使艾玛不自觉地担负起了一种责任，增加了作品的内在深刻性，作品不只是停留在经验性写作的表面，而是拓宽了思维的境界，融入了很多深刻的思考。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的两个必要特色。”作为知识分子的艾玛，用自己的一杆笔介入了现实社会，对一些问题做了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
细读艾玛的小说，你会发现 “死亡”和“命运”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汇。死亡是文学中亘古不变的母题之一，与死相对的是生。死亡本是自然界中一切生物的自然现象，可是在人类，如果是意外死亡，那就多了一些悲剧色彩。艾玛小说中写到的死亡无疑都是意外身亡，打谷的死，小美的死，小强的死，梁裁缝的死等等无不是以非正常死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给作品增添了悲剧色彩。命运也是文学母题之一。一如俄狄浦斯王的命运，无论怎么挣扎，怎么努力最终都逃不过弑父娶母的命运。艾玛在小说中也表达了这种观点。《小强的六月天》中写到“倒像是专门为了开解她，他出了一次门——也是命里原有的事。”“即使贱而好养如南瓜秧，命里也是有一定的劫数的吧。同样是南瓜秧，命运也各不相同，有的遇到麻雀，有的得到一只竹篓。”《一只叫得顺的狗》中写到“但感叹归感叹，万物都得各安其命，阿黄也不例外，这个道理大家还是懂得的，于是日子照旧过了下来。”《人面桃花》中写到“他倒是没想过什么爱情不爱情、幸福不幸福的，事实证明人活着有些东西是不用去想的。因为这些东西有它们自己的命运，有时候它们会像棵南瓜秧，刚钻出土，就被咯咯叫的鸡啄去了，你就是想破脑壳又有什么用呢?”艾玛通过对“死亡”和“命运”的思索，表达了人类在死亡和命运面前的无奈和惋惜。
艾玛除了对一些形而上的生死、命运做出思考外，还关注了一些具体的现实问题。艾玛对人类尊严、死刑、婚姻、教育等等都做了深刻思考。在《一只叫得顺的狗》中艾玛借王坪达之口对死刑发出质疑，“只是，这死刑，怎么说呢，惩恶是一定的，可是，也彻底剥夺了一个人要做好人的机会不是?我现在呢，厌恶行恶，也厌恶他妈的行刑，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的事，能高明到哪里去?”显然，王坪达对女犯人产生了恻隐之心，至此，他觉得狗也应该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活着的权力，从此不再吃狗肉，得顺也因此活了下来。很多国家没有死刑这一说，可是在中国它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合理吗?艾玛表示质疑，遗憾的是她也没有给出答案。《路上的涔水镇》中体现了艾玛对人类尊严问题、婚姻问题和当前教育问题的思考和质疑，梁裁缝对叶红梅的爱情不正是因为叶红梅体谅人的话让一向极其自尊的他一下子有了尊严吗?艾玛站在女性的角度还对下岗女工的婚姻、梁裁缝和李兰珍的婚姻、叶红梅和赵大军的婚姻作了细致的分析和评判，甚至得出了婚姻评估标准。艾玛对当前教育也进行了反思，她说“我们的教育系统，原来是两套。一套是公开的……一套是隐蔽的……。作为教授者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得不做着有两副面孔的人……。”
可见，艾玛的作品是有思想境界的，是具有一定深度的。更为难得是艾玛虽然是严肃作家，她并没有用严肃、枯燥、教化性的语言来说教，而是通过她特有的有节制性的温婉笔调让人警醒，作品读起来让人觉得颇有韵味，并不枯燥。小说首先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说到底，小说终究是通过语言来表现的。你选择什么样的语言，节奏快还是慢?简洁凝练还是繁琐冗长?质朴还是华丽?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你的小说气质和风格。艾玛就是这样一位在语言上很有讲究的人。她的小说之所以受欢迎也得益于她平缓，温和，简洁而质朴的语言风格。这些小说的语言节奏无不缓慢，内敛，如缓缓流淌的小溪，就算是写到一些比较残酷的场面时，语言也是平静的、缓和的，在悄无声息间把原本残酷、大悲的故事情节演绎的淋漓尽致。这样的小说语言更容易吸引读者，并慢慢回味。
小说呈现出强烈的画面感。无论是《浮生记》中新米杀猪的细节描写，还是《小强的六月天》、《路上的涔水镇》中有关涔水镇环境的具体描写和气氛烘托，画面感都非常强烈。它们真实，活灵活现，仿佛涔水镇充满喜怒哀乐的各色人物和上演的悲欢离合就在你眼前。这样的画面感让读者不知不觉就进入到小说语境当中，成为故事发生的见证人，甚至和小说人物一起成为故事发生的推手。这有效拉近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距离，让读者积极参与进小说中，形成一种互动。
同时，艾玛积极调动各种叙事手法完成小说的叙事。艾玛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了后现代派技巧，如互文，元小说等。《浮生记 》中的“浮生”两个字象征了人生在世空虚无定，暗含着死于矿难的打谷，暗含着猪被人宰杀的命运，这在形式和内容上形成了互文。其中新米杀猪的详细细节描写颇有新现实主义小说和自然主义的味道，还原了生活的原生态。《路上的涔水镇》 下岗女工的离婚官司与梁裁缝的故事互相指涉，也形成了互文。“打完下岗女工的离婚官司后，我决定把梁裁缝的事写下来，说给那些会看到我文章的人听。我的丈夫呢，他也许会看到，也许，他永远也看不到。”这里颇有元小说的味道。
福克纳说过，我的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是值得好好描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相信艾玛的故乡也有写不尽的人和事吧，再加上艾玛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独特的叙事语言风格，势必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让读者们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