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影独自坐公共汽车时，经常不买票。
为什么一定要买票呢？就是没有她，车也要一站站开，也不能因此没有司机和售票员，也不会少烧汽油。
当然她很有眼色，遇上认真负责的售票员，她早早就买票。只有对那些吊儿郎当的，她才小小地惩罚他们，也为自己节约一点钱。
陶影是一家工厂食堂的炊事员，在白案上，专做烤烙活，烘制螺旋形沾满芝麻酱的小火烧。
她领着儿子小也上汽车。先把儿子抱上去，自己断后。车门夹住了她背上的衣服，好像撑起一顶帐篷。她伶俐地扭摆了两下，才脱出身来。
“妈妈，买票。”小也说，小孩比大人更重视形式，不把车票拿到手，仿佛就不算坐车。
油漆皲裂的车门上，有一道白线，像一只苍白的手指，标定一·一○米。
小也挤过去。他的头发像于草一样蓬松，暗无光泽。陶影处处俭省，但对孩子的营养绝不吝惜。可惜养料走到头皮便不再前进，小也很聪明，头发却乱纷纷。
陶影把小也的头发往下捺，仿佛拨去浮土触到坚实的地表，她摸到儿子柔嫩的头皮，像是塑料制成，有轻微的弹性。那地方原有一处缝隙。听说人都是两半对起来的。对得不稳，就成了豁豁嘴。就算对得准，要长到严丝合缝，也需要很多年。这是一道生命之门，它半开半合，外面的世界像水样，从这里流进去。每当抚到这道若隐若现的门缝，陶影就感觉到巨大的责任。是她把这个秀气的小男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她很普通，对谁都不重要，可有可无，唯独对这个男孩，她要成为完美而无可挑剔的母亲。
在小也的圆脑袋和买票的标准线之间，横着陶影纤长而美丽的手指。由于整天和油面打交道，指甲很有光泽，像贝壳一样闪亮。
“小也，你不够的。还差一厘米。”她温柔地说。她的出身并不高贵，也没读过许多书。她喜欢温文尔雅，竭力要给儿子留下这种印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感觉自身高贵起来。
“妈妈！我够来我够来！”小也高声叫，把脚下的踏板跺得像一面铁皮鼓。“你上次讲我下次坐车就可以买票了，这次就是下次了，为什么不给我买票？你说话不算话！”他半仰着脸，愤怒地朝向他的妈妈。
陶影看着儿子。一张车票两毛钱。她很看重两毛钱的，它等于一根黄瓜两个西红柿如果赶上处理就是三捆小红萝卜或者干脆就是一堆够吃三天的菠菜。但小也仰起脸，像一张半开的葵盘，准备承接来自太阳的允诺。
“往里走！别堵门口！这又不是火车。一站就从北京到保定府了，马上到站了……”售票员不耐烦地嚷。
按照往日的逻辑，冲她这份态度，陶影就不买票。今天她说：“买两张票。”
面容凶恶的售票员眼睛很有准头：“这小孩还差一厘米，不用买票。”
小也立刻矮了几厘米，而绝不是一厘米，买票与不买票强烈地关系着一个小小男子汉的尊严。
两毛钱就能买到尊严，只发生在人的童年。没有一个妈妈能够拒绝为孩子提供快乐。
“我买两张票。”她矜持地重复。
小也把他那张票粘在嘴唇上，噗噜噗噜吹着响，仿佛那是一架风车。
他们是从中门上的，前门下的。前门男售票员查票，陶影觉得他很没有眼力：哪个带孩子的妈妈会不买票？她就是再穷再苦，也得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能昂起头。
她把票很潇洒地交给售票员，售票员问：“报销不？”她说：“不要了。”其实地应该把票根保存起来。这样以后哪次集体活动或开食品卫生会，她骑车去，回来后可以用这张票报销，夫妇都是蓝领工人，能省就省一点。可小也是个绝顶机灵的孩子，会追着妈妈问：“咱们出来玩的票也能报销吗？”在孩子面前，她不愿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