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家人把奶奶叫“婆”。我的亲婆在父亲很小时就过世了，我没有见过她老人家,却有了另外一个“婆”。
婆住在润镇。润镇距我们村约有十里路,每逢三、六、九日有集市，我便常常趁赶集随父亲步行到润镇,看望婆。只要见到我, 婆就一把搂住我,从慈祥的眼里流出泪来,心疼地连声说：“娃又瘦了!娃又瘦了!娃咋又瘦了呢?”
父亲就低垂下眼睑,不敢看婆,只小声嘟哝道：“吃不饱肚子,哪能不瘦哩?”婆听了,就一边数落父亲,一边更紧地搂住我,叫耀民叔叔快从蒸笼里拿出热腾腾的肉包子来,尽我的吃。那时，我大约四、五岁,虽然不长个儿，却一口气能吃五、六个包子，直噎得翻白眼。父亲就训我,婆却一个劲地鼓励道：“喝口水,再吃。再吃。多吃几个,吃饱!”
我每次只要去润镇, 婆就非得留下我住几天不可。父亲嘴上说不行,其实满心欢喜。我在婆身边多住几天,家里不正好少了一张吃饭的嘴?我呢，只要能住在润镇。就欢天喜地, 尽兴地玩，能天天吃得肚肚圆，还不必去野外拔猪草，干永远也干不完的活，更不用挨脾气暴烈的母亲的打骂了。
婆，就是我童年的保护神。
婆住在临街面的一栋老屋里，靠卖馒头和包子为生,养育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耀娃”，二儿子叫“耀民”,我分别叫他们“耀娃叔”“耀民叔”。耀娃叔白白净净的,中学毕业后去了很远的外省工作，却再也没回润镇来。记得婆一个人时，总是将耀娃叔的照片捧在手里，轻轻地摩挲着，嘴里喃喃地念叨：耀娃……耀娃……双泪长流……耀民叔正读中学，黑壮而结实，最喜欢将我架在脖子上满街乱窜，还喜欢爬到老屋顶上去，拔下一大堆绿油油的瓦松来给我吃。像塔楼一样的瓦松，那酸溜溜的滋味，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耀民叔几乎成了婆惟一的依靠和支撑。可惜，他有“羊角疯”,一犯病就面色惨白，口吐白沫,四肢抽搐。每次耀民叔犯病,婆都急得跪倒在丈夫的遗像前,一个劲儿地祈祷：“娃他爸,保佑保佑娃吧!平平安安,没病没灾……”
婆是个苦命人。据说，年纪轻轻就守寡。我两岁时，被送给婆看护,婆是我的保姆。当时，父亲和母亲都在润镇医院当医生,是“国家干部”。婆看了我三年,父母就双双回农村当了农民,我的命运也“一落千丈”,由城里娃摇身一变成了“乡巴佬”。据说，父母接我回农村那天,婆哭得可伤心啦!
文革“武斗”那年,我从家里到润镇玩。婆叮嘱我千万别上街去,说街上正在打枪,枪子可不长眼,会死人的!果然,那天中午,只听街上有一队人“咚咚咚”地跑过,接着便“叭”“叭”“叭”响起了清脆的枪声。我吓得一头钻进婆的怀里，婆怀里搂着我,嘴却不住的念叨：“耀民!耀民!你可千万别有个三长两短呀!”
那时,耀民叔也正“停课闹革命”,在外面“造反”呢!虽然，耀民叔没有在“武斗”中出啥事,但中学毕业后一直没工作,天天在家闲着，全靠婆卖包子馒头挣钱糊口。他的“羊角疯”经常犯,虽说躲过了“上山下乡”,却一直找不上媳妇，二十七八了还打光棍。
我在贫瘠落寞的乡间，像一株瘦弱的酸枣树,渐渐顽强地长大了。年龄增长了,脸皮反而越来越薄，最怕去润镇见婆。婆仍一如既往，每隔一段日子就捎话来，说想我了。我就在父母的催促下，扭扭捏捏地去一趟润镇。那时，婆已经没有肉包子卖了，只卖馒头。每次，望着我吃大白馒头时狼吞虎咽的样子，婆就眯缝起双眼，脸上溢满了慈爱的阳光，边流泪边说：“吃饱!吃饱!多吃几个……”
婆显然苍老多了，在我的印象里。
我小学毕业那年，润镇有人捎话来，说婆要迁回合阳老家了，想最后看我一眼。母亲特意给我换了一身新衣服，让我跟父亲去看婆。那天，一到婆住大半辈子的高高的老屋，只见门口摆满了坛坛罐罐，婆正满面忧戚地坐在洞开的屋门口，招呼着出售。耀民叔则坐在一堆破烂后，神情冷漠地望着清冷的大街。
“红，婆可把你等来了!”婆看见我立马两眼一亮，将我拉进怀里，说，“你将来考上大学，当了官，一定要去看婆呀!婆要活到那一天哩……”婆的眼泪像滚烫的水珠，一串串滴在我的脸上、手上，我却不明白这就是“生离死别”，因此，并没有哭。
那是见婆的最后一面。
婆和耀民叔回合阳老家后,曾写过信来,也托润镇的老街坊捎过话来,说想念我,想要我寄一张照片,让我给她写信。然而，时光匆忽，转眼四十多年都过去了,我却从没给婆写过一个字,更别说兑现去看望她老人家的诺言了。婆肯定是伤心透了,无论是阳间，还是阴间;我也十分地愧疚,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人这一辈子,总有许多遗憾是无法弥补的,也是无法用一句“忏悔”就能解脱的。比如，对与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婆，今生今世,我都欠她一份永远都无法弥补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