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引爆了整个世界。这场号称将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造成的结果竟是下一场更大规模的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中，艺术遭遇了怎样的震动，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
一
旧谚可能会误导人。俄谚云：“枪炮讲话时，缪斯陷入沉默。”历史总体上驳斥了这一说法。战争能够刺激艺术家的创造性回应，也能刺激公众重塑对文化的信心。歌德、简·奥斯汀和贝多芬成名于拿破仑的征战年代，威尔第创作于意大利复兴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维克多·雨果生动地记录了1871年的巴黎之围。书籍和音乐的销量在战时会增加;还能开张的剧院，总是满座。
大战却是个例外。在全民动员、战壕遍布、百万人丧生的大悲恸中，艺术家们似乎丧失了回应的能力。在1914年至1918年间，没人写出一部常演歌剧，交响曲停滞，文学干涸。著名的英语剧作家萧伯纳在《卖花女》(1913年)和《心碎之屋》(1920年)之间一部话剧也没写;德国最有名的小说家托马斯·曼在《威尼斯之死》(1912年)和《魔山》(1924年)之间一本小说也没出。普契尼在意大利鲁卡涂鸦，马蒂斯在法国南部闭关，伊迪丝·沃顿当了义工，拉威尔开救护车，科柯施卡在战斗中受重伤，拉赫玛尼诺夫自我放逐。画家马克斯·恩斯特被德军征召，他后来写道：“1914年8月1日，马克斯·恩斯特死了。他于1918年11月11日复活，成为一个期望找到时代神话的年轻人。”
文化损失极为惨重。西班牙最著名的作曲家恩里克·格拉纳多斯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首演后，回家途中遭潜艇袭击，殒命大海;以画蓝色马著称的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弗朗茨·马克在凡尔登遇难;法国雕塑家亨利·戈蒂耶-布尔泽斯卡死于诺伊维尔;英国短篇小说家萨基倒在德国狙击手的枪口下。
当时诗歌出奇地流行，这个现象很容易解释。你蹲在战壕里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一首诗;一本薄薄的诗集很容易放进军装口袋随身携带。战争对简洁诗句友善，对长篇大论冷酷。十年中几乎没有高质量的小说诞生，直到海明威、罗伯特·格雷夫斯和雷马克出版了现实主义的前线小说。
在俄国，佳吉列夫芭蕾舞团停业，作曲家全体外迁;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从德国回到家乡，等待死亡;斯特拉文斯基在瑞士挨饿，永远自私自利的普罗科菲耶夫在革命爆发时哀叹“我哪边也不是”。在英国，劳伦斯因为有个德国太太而饱受骚扰，他完成了《恋爱中的女人》，但直到1920年才得以出版。在苏克塞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恣意调情，而亨利·詹姆斯每天等着邮差上门三次，看有没有亲人挚友丧生的消息。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对失去亲朋无动于衷。德国方面，里尔克对“战争之神”的热情以及雨果无拘无束的“喜悦”很快让位给施尼茨勒的“恐惧之上还有恐惧，不公之上还有不公，疯狂之上还有疯狂”。对于这位维也纳的顶尖剧作家而言，战争是一次巨大的“想象力的失败”。
大战在四处导致的文化瘫痪，自中世纪以来尚无先例。导致这种冰川期的原因难以捉摸，而其后果却持续产生着影响。战争时代的文化反应和期待形成了一种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战争(朝鲜、越南、伊拉克)中不断被重复。
二
冰冻期显得尤为荒凉，因为它之前刚经历过现代主义的突破性发展。在大战爆发前的那十年，毕加索在巴黎经历了蓝色时期、粉色时期和立体派时期，德彪西完善了音乐表现主义的形式，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发明了超现实主义。
在圣彼得堡，佳吉列夫推动了古典芭蕾的进步，将音乐和设计界的人才收入麾下。1913年5月，他的芭蕾公司在巴黎上演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开启了音乐的难听时代，音乐史的重心从旋律移向了其他元素。音乐“危机”催生了多种解决方案—阿诺德·勋伯格将无调性合理化;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宣扬吵闹的未来主义;巴托克和柯达伊带着录音机漫步于巴尔干半岛最遥远的地区，收集古老民谣的有机片段，作为新音乐形式的素材……
所有这些丰富多彩的冒险在1914年8月被一起掐断了，这是大战对现代世界缔造者造成创伤程度的最清晰可见的标志。有些人将战争视为现代艺术之目的的压倒性失败。“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立体主义，”阿波利奈尔在1915年写道，“也就是说更多的现代观念，战争本不会爆发。”勋伯格在42岁时被送上前线，被一个军官质问他是否是“那个可怕的现代主义作曲家”，勋伯格耸耸肩，坦白承认了。“总得有人是吧，”他叹息道，“既然没有其他人愿意，我就出来承担。”与阿波利奈尔的失败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勋伯格相信大灾难会让现代主义更坚强，使之升华。
然而，在压倒性的集体失语中，尚有一些激情在。茨威格、罗曼·罗兰等作家发起了一场和平运动，尽管这可能令他们因叛国罪而搭上性命;前线作曲家为未来创作储备了大量噪音弹药。艺术家进行反思，重新定义。现代主义在停顿中转型—它不再是对旧秩序的直白反叛，而是获得了逻辑、尊严，一步一个脚印。战争中出现的现代主义更为散漫，但也更为强大，它代替了主流的晚期浪漫主义，预告了一个实验性的、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的时代。1919年，蒙娜丽莎长了两撇小胡子。
世界大战最重要的副产品之一就是艺术的全球化。在战壕中，打动德国艺术家的东西也会打动一个俄国人或是一个捷克人。东线的作家约瑟夫·罗特和西线的作家卡尔·楚克迈耶在战斗间歇如饥似渴地读书。楚克迈耶被一种陶醉感俘获，“一种无法遏止的对知识、文化、洞见、学问、理解力的饥渴，让我把军饷的大部分花在买书上，我着了魔似地读书”。难怪战事结束后，各种体裁的新作品喷薄而出，多到低迷的市场无法承受，一些作品在激情和死亡之间闪烁。
战争瓦解了社会关系的规范。1914年至1918年的那一代人失去了道德基点，艺术既是避难所，也是指路灯。下一个十年被证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紧张也最高产的时代，其孕育能力得益于外部受精。
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反思那些人物和事件，最引人注意的是当时的文化界及其政治同盟的圈子竟是那么小。
布鲁姆斯伯里诗人鲁伯特·布鲁克因为被蚊子叮咬而感染，1915年4月23日死在一艘驶往加里波利的法国医务船上。这不幸的消息传到法国小说家安德烈·纪德那里，当时他正躺在布鲁克的情人伊丽莎白·凡·莱塞伯的床上。纪德立刻给时任英国战争部第一海军军务大臣的丘吉尔写信，请求将布鲁克的战争诗歌翻译成法语。纪德知道丘吉尔的私人秘书是爱德华·马什—他也是布鲁克的老情人，可能还是他的遗嘱执行人。
一战中的艺术和政治是自我互选的精英们的联合，他们无可奈何地看着自己曾经放任的暴力肆意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