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纽约时报》推荐的一本畅销书，作者大卫.丹比是《纽约》杂志的影评人。1931年秋，48岁的他在时隔30年后重返哥伦比亚大学，和一群18岁的大学生们一起上课、读书。
促成他返回哥伦比亚大学重读经典作品、并写下这本书的原因，是当时美国的一场“关于国内高等教育性质的论战”，论战中，“文学变成了政策问题”，双方都“把书仅仅当成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兵器”，愈深入其中，愈使他惊讶、感到不真实感，而“要赶走那些‘文化战争’的粗糙牢笼和言不及义，方法之一就是去发现课堂上真正的情形”;同时，他感到读过的、懂得的东西在流失，对被媒体占据全部的生活感到厌倦和疲乏，惊慌于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分野被模糊了、他“感到了摇晃”，认为重返学校，是他转变的方式，“要寻找自己迷失的那部分灵魂”，认为只有认真地阅读，才能终止被媒体占据的生活、重新找到方向。“阅读这些书的实际经验是什么?从中有什么收获?什么样的乐趣、愤怒、激动和苦痛?最重要的，书里面有什么?它们如何使得女人、非裔美国人、激进学者们勃然大怒，又如让保守派男性政客趾高气扬、志得意满?我们在谈的到底是什么?”——他带着这些纠缠于内心的疑惑开始了这次冒险之旅。
在哥伦比亚大学，文学人文课和当代文明课这两门课的内容还和他当年就读时大部分一致，主要阅读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维吉尔、《圣经》、奥古斯丁、但丁、薄伽丘、康德、蒙田、莎士比亚、黑格尔、简.奥斯丁、尼采、康拉德、伍尔夫等西方历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这些作品经久不衰，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石，“课程中所涵盖的作者是构成‘西方’的最精彩的一群：他们的书最直接地触及人是什么，又应该是什么”，以及人“应该如何在文明社会中生活”这些最重大的主题;“这两门课程的魅力，以及对一些人而言同时也是它们的力量，便在于它们的博杂而非专一，追求古老的理想，要教学生修身。这些课程和现今当红的‘理论’、‘文本化’，以及尖锐的种族、性别、阶级等学术议题离得远远的”。这些书之所以是经典，还“在于他们不断地接受重新诠释”，因为“文学是人的东西，不是一条理想化的轨道，每一代的文学学者都会为评断加入新的价值观、‘发现’之前被忽略的作家”。不过，正如作者所说，这不是一份完整、全面的书单，我们没有在上面看到像笛卡尔、托尔斯泰、卡夫卡、普鲁斯特等这些同样伟大的经典，他说“我明白了自己不能什么都写。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经典’太多了——好书也太多。要是没有极高的兴趣、没有喜爱、没有信心，我就没有权利说话。”
作者本人一开始并非一帆风顺，他要克服很多东西。置身于嘈杂的大都市，噪音时刻环绕，“要专心是多么吃力的一件事”，他的注意力随时都会被分解，书里的字句常常和隔壁的电视声音，和咖啡店里的广播、脱口秀的字句搅浑在一起;而且，人到中年，他感到无法再像年轻时一样一头栽进某本书，专注、持久地阅读了，他已经失去一个真正读者的习惯，常常读到二十页就心不在焉、纷乱的思绪蜂拥而至。他一样要继续看电影、写影评的工作，对忙碌和生活压力毫无怨言。他强迫性地阅读，像个害怕落后的学生;抓住一切空隙和时机，争分夺秒：他在沙发上读，在吃饭时读，在街上读，在电影开始前读，在学校的小办公室里读，在某个餐厅读，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读，在巴士和地铁、有时像马一样站着读，在讲完故事、哄孩子睡下后读，在深夜里读……虽然生活不可避免成为阻碍，但他尽可能正常地生活，决心不变成修道院式的隐士、与生活隔离开，“重点不是在于放弃我的生活，而是努力过好它，同时看着那些书如何加进我的生活方式中”。他作为一个影评人、一个中年人，有着年轻人没有的人生经验和体验，理解到一些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但同时他也发现和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谬误和许多偏见，他遵从教授们的引导和学生们的指点才得以纠正。
他发现，和60年代的年轻人关心开垦自己的灵魂、拓展和创造自己不同，现在的年轻人更关心的是现实的工作、金钱和前途;在很多大学里，“阅读常常被阅读政治所取代”。但他认为“从政治上排斥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是一种谎言”，在左派和右派的论争中，这些书的内容和风味都被剥夺了，“他们忽视了其中难缠的地方和困难的地方;他们忽视了大部分被剥夺了权利的真正的学生们”;阅读行为本身也常被掏空，“失去了它在任何读者生活中的一席之地，失去了它的压力和乐趣、它的枯燥乏味，或是不时出现的幸福感，更失去了它特有的独处和狂喜的性质。”“他们把艺术变成了地盘之争，他们贬低了乐趣”。幸而在哥伦比亚大学、在这些课程里并非那样，泰勒教授说“你们在这里不实为了政治的原因。你们在这里是为了很自私的原因。你们是要建立自我。自我是创造出来的，不是继承得到的”，“走下去的时候注意你们的心灵状况。这是一项非常自私的事业”。这些课程让他们“了解甚至开启一个更宽广的天地”，“触及学生个性中尚未发展的一些层面”、迫使他们“思考那个老问题，就是怎样过一个良好的人生”,“在别人告诉他们自我不存在之前，他们需要机会去建立一个自我”。在这个充斥着各种不同文化观念的多元社会里，寻找并建立自己显得尤为艰难，也尤为重要。
对于作者，这一年的特殊经历是“一段有时险恶、有时静谧、有时又充满惊喜的探险历程”，它绵长、曲折，随时遭遇困难又处处充满惊奇和发现。他挣扎着读《伊利亚特》，像“直接面对一场不肯消停或止息的风暴”，感到它太冗长、太残忍、太重复，惊讶于荷马可怕的精确(诸如矛头插入眼珠、右胸的乳头等)，又震惊于它的壮丽、宏大;重读《埃涅阿斯纪》，知道了“要写好一样东西有多困难”的他，对维吉尔的技巧惊叹不已，他读《地狱》，感到它“既崇高又丑怪、残忍，使人惊慌”;读到康德，他感觉像是卡车在爬坡，挂上挡、慢慢地往上爬，挠个痒就会分心、又得重头开始，一读尼采，“就会激动、气愤、浑身是伤”;他读《李尔王》，从他与母亲的关系体会到它的内涵，感受它逼近毁灭的灾难性力量;他做起白日梦、重复的景象重现——他“被拉进了其他部分的欧洲历史”，被拽进长廊、经过楼梯，四脚朝天地滑倒;他又在阅读时候，“惊异地体会到一股几乎是幸福美满的感觉”，它从
书的文字中涌出、是“一阵快乐的哼唱”……他引用纳博科夫说的话，书需要重读，我们读过的东西往往会被忘记，“所留下来的痕迹——可以称之为品味、脾气、判断”;重读的过程使他震惊，因为他在其中“会碰上比较早的、已经被修改过的自我”，与不同时期的自我对话、碰撞，纠正了过去的一些偏见和谬误，同时获得许多惊异的“发现”：他曾错误地认为薄伽丘“是个淫秽的无聊人士”，现在才懂得他“优雅而具有爆发力”，“和莫扎特及阿斯泰尔一样都乐在创造艺术之中”;当一位女学生用意大利文念出《地狱》的开场，他和所有人都为之屏息，第一次感受到没被翻译出的这优美的音节和韵律中蕴含的但丁“那种甜美、那种对生命的爱”;他多年来确信伍尔夫对自己毫无意义，现在却突然“被抓住了”——和我们因为某个机缘突然喜欢上一直没感觉的作家、诗人一样——他震慑于她“温柔、急迫、深切内省”的句子，感到“那种快乐的境界超过一整年以来的任何时刻”，这个“以前对我而言毫无意义的作家，却带来了最丰沛的一道洪流”。
当他把这一年的经历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放映，他明白了“左派和右派的文化理论家大部分都在胡言乱语。这两个团体都简化、丑化了西方传统”;他也已找到了他的中心、建立了自我，对文学、人生和社会获得了更深入的理解，以更坚定的信念投身于广阔的生活。而读者跟随他娓娓道来的叙述，其实也和他一道耳闻目睹这一段历经震惊、惊异、疑惑、焦虑、厌倦、惶恐、迷失、怀旧、羞惭、醒悟、喜悦、震惊和充盈的冒险，也和他一样获得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得到扩展和提升。而他所写下的这本书不是书评、文学史、或学术著作，而是记录这次“冒险历程的书”——对“西方经典的当代阅读”;是一本建立在自己的好奇与困惑、探索与体会、切身感受与思考之上，与他个人的喜好、身份、家庭及他所在的时代紧密相连的，有关西方经典和当代美国乃至世界文化和思想的书。
这本书丰富得惊人：不仅涉及文学和哲学，还有历史、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方面，涉及相对主义、自由与专制、霸权与平等，涉及女性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涉及他的工作、生活、家庭和朋友，他的回忆(大学时代，越战时期，其他零碎片段)，他一年来的阅读经过，课堂上的自由、认真而深入的讨论和争辩，参加考试的紧张和恐惧;涉及对社会的观察与批判(病态、自怜的现代生活，社会动荡，焦虑，犯罪，腐败)，占据全部生活的媒体，对书籍的渴望与需求，对生活的质疑与关照，对人性的深思，对死亡的思考……此外，这本书语言简洁、明快，节奏自如，风格既有轻巧、风趣，又有凝重、深刻;而且文体讲究，结构严谨而精巧：主体部分二十八章，再有七个插曲和一个尾声，内容按上下两学期课程顺序，有所增减，又纳入相关的东西，自由、开放，例如把柏拉图与教育儿子、路上遭抢劫与霍布斯和洛克、卢梭与向里根扔番茄、《李尔王》与他的母亲、“收回那一夜”女生游行与波伏娃联系起来，还有课堂上的讨论、争辩，他的阅读经过和生活片段，以及他对过去的许多回忆等许多内容。全书既丰富、有多层面又充满张力，一点都不显得紊乱，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有序而复杂的整体。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