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立《水浒传》写的郓城县城在哪里是水浒研究的重要课题
《水浒传》是一部古典名著，郓城县在这部名著中占有重要地位。弄清《水浒传》写的郓城县城在哪里，是水浒研究的基础性课题，绝非可有可无。如果我们确立北宋的郓城县城与现在的县城同址，那么，《水浒传》关于郓城县城及东溪村、西溪村、宋家村的艺术描写，很可能就是根据宋代郓城县的实际情况写的。一如这部书写到的州县名称、职官名称大都是北宋而不是元、明的，写泰山庙会等风俗也是北宋而不是元、明的。如果北宋的郓城县城一直在现城东张营镇一带，只是在金大定年间才迁到今址，那么，《水浒传》描写的郓城县城，就不能投射到今郓城县城这块地面，只能投射到张营一带老城原址。或者说，施耐庵只是按元、明郓城县城(即今址)的状况去虚构北宋郓城县城。这牵扯到《水浒传》究竟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真实的问题。同时，确定《水浒传》所写郓城县城的城址在哪里，对于郓城的旅游开发，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假如我们确认北宋郓城与现在的郓城县城是同一个地方，那么，在这块地方上建的所有景物，都不只与《水浒传》故事投射的映象相合，而且与北宋郓城县城的历史真实相吻合，人们不会再说“水浒故事中的郓城县衙”、东溪村、西溪村不在今天县城内外，而会说“水浒传”本来就是参考历史真实写的，我们现在搞的旅游景点，都是历史真实通过小说折射到当代的。
二、郓城于北宋迁城于盘沟村的三点论断
长久以来，有关资料都记载郓城县城于金大定年间由旧城址(今张营镇张营村东北)迁到盘沟村(今城址)，并认为盘沟此前只是村，未做过县城。郓城人也大都采取这样的说法。近日笔者从历史典籍及资料中，发现盘沟村在北宋时就已经做过郓城的县城。这一论断，主要依据是北宋文化名家石介的文章和重要的史学著作《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明崇祯《郓城县志》。这三方面资料，可以有力地证明以下三个问题：
1、北宋时郓城县城就曾迁到盘沟村 杂文网www.haiyawenxue.com
石介有《郓城新堤记》一篇，文中写道：景祐四年四月，“郓城县令刘君准遣使致书于予，曰：‘故郓城为水湿败，予作新城于故城西南十五里，迁其民而居之’”，这就十分确切而清楚地表明，北宋景祐年间，郓城县城正从今张营附近的旧址迁到新址。石文说新址“在故城西南十五里”，这就是今县城的大致方位。为了排除“北宋县城迁而未必为今址(盘沟)”的疑问，笔者找到了更为明确的又一条文献证据：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五)中记述：“景祐元年，徙济州郓城县于盘沟店”。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也注意到这条史料，在他主编的《宋史地理志汇释》中，特意加释提到北宋景佑年间郓城县城迁盘沟店。明崇祯《郓城县志》记载县城内事物时写明：“儒学，在城东南隅……宋元祐间创建，元至元间县尹刘彧复新之，增建两庑，画七十二贤像”。这个位置，是明、清两代的儒学，关键的是这个儒学始建于北宋。儒学，一般指官办学校，在府、州、县城设立。宋代这里就有儒学，这说明，那个时候，盘沟村(或盘沟店)就应当是县城。可能有人怀疑北宋的这个儒学指张营县城原址上的儒学。笔者认为，不是张营原址上的，确实是盘沟城址上的。既然元代至元年间重修，那就是元代以前就有。至元年间，在元初，即使依“金大定迁盘沟说”，元代的县城早已在盘沟村了。以此观之，至元间修复的就是北宋建的儒学。立于盘沟村的唐塔建于五代，说明五代时盘沟店(村)就绝非荒村野店，至少是个远近闻名的大集镇。北宋居五代之后，县城遭淹选新址时，盘沟店应是首选。
2、北宋迁建的新城非常牢固，基于长远安驻的考虑
读《郓城新堤记》可知，当时的郓城县令在信中告诉石介：“雨逾月不止，水如故城。谋再迁之，则重劳吾民。且巨野在天下为大泽之一，周视邑内无高燥旁可居万家之处，虽再迁之，水亦随去。与其劳民而再迁，迁不远水，不若借民力，择久安之计。民无频迁，水不为患，斯亦可矣。于是环城筑长堤千九百步，高二十尺，厚九尺，足以捍城矣，足以御水矣。”“今堤既成且固，柳皆青青荣活，叶可蔽日”。这就说明，为了不一迁再迁，把这个新城建得标准很高。且为了防御洪水，不但建了城，而且还在城外修建了高标准的大堤，这样就可以长久安居其中。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城不是暂居之城，郓城县以此为县城，一定有相当长的时间。
3、宋代盘沟新县城修筑大致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宋代修建盘沟县城，自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开工(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可知)，景祐四年(公元1037)春峻工(据《郓城新堤记》可知)，工期大致三年多的时间。
三、北宋盘沟设城的的证据非常有力
关于石介文章和《金史》资料的证明力，这是不容置疑的。
其一，文献本身的重要性。石介是北宋朝廷重臣，文化名家，其声望完全不在欧阳修之下，以他的人品和学养，对自己亲自经历的事，不可能胡乱记述。郓城县令托石介撰文刻石，并介绍了有关情况，这是第一手资料，绝非道听途说。城立，堤成，才请人写记，这是常理。正因为如此，郓城县令才对石介说：“已从梁山上转圆石至县门，用匠磨琢成就，光滑可书，坚博可存，愿得君文以记岁月’”。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历史学家公认的最重要的史学资料。李焘是宋代人，做的是宫廷史官，宋代的专业史家以专业的书籍写宋代的史实，其证明力远远超过元明以后的说法。
其二，查证渠道的可靠性。石介的《郓城新堤记》，摘自《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九，直接取自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古籍资料，绝非抄本、或来自民间的粗印本，更非盗版材料，其可信度是很高的。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直接从《四库全书》史部资料中提取，不存在中间传抄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