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美国非裔诗人尤瑟夫·考曼亚卡通过对越战经历的痛苦记忆，表达了战争给美国人带来的创伤以及越战老兵对死亡恐惧、负疚与失落等挥之不去的心灵感受，颠覆了美国社会广为传颂的勇敢与荣光的价值观。他的诗歌还描述了美国黑人日常家庭生活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以个人的家族史折射出失衡的社会，暗示残暴来自于社会压力，柔情来自于人性。
关键词：当代美国诗歌 尤瑟夫·考曼亚卡 创伤
尤瑟夫·考曼亚卡(Yusef Komunyakaa，1947— )，当代美国著名非裔诗人，1993年的诗集《白话霓虹》获得1994年度的金斯利·塔夫茨诗歌奖(当时奖金为五万美元，目前为十万美元)和普利策诗歌奖;考曼亚卡2001年获得露丝·丽莉诗歌奖(十万美元)，2011年获得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奖(十万美元)，2016年当选为美国国家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目前是纽约大学英文系教授。
一、布鲁斯与爵士乐：考曼亚卡的诗歌主题和特点
考曼亚卡的诗歌具有浓郁的自传体风格，运用蒙太奇和超现实主义意象，以自白的方式讲述个人的人生经历，试图说出个人、家庭及社会历史的真实。坎迪丝·拉普拉德认为：“考曼亚卡把诗歌作为工具探索个人身份，也探讨人类共同的人性。”他的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关于越战经历的痛苦记忆，常常把越南的自然风光与战争的残酷对比叠加在一起，描写战争给美国人自己带来的复杂创伤经历以及越战老兵对死亡恐惧、负疚与失落等挥之不去的心灵感受，颠覆了美国社会广为传颂的勇敢与荣光的男性价值观，与美国主流媒体及好莱坞的宣传大相径庭;二是在路易斯安那度过的青少年时光，比如父母婚姻的裂缝、美国南部的白人秘密组织三K党以及他们利用暴力反对社会变革和黑人平等权利的情形。
考曼亚卡的诗歌主题包括黑人经历及其精神创伤、南方农村生活，涉及复杂的道德问题，还有生活与灵魂中的孤独、痛苦、无奈、罪恶与救赎。他的诗歌既有美国黑人文化传统也有欧美文化传统，善用文学典故、音乐、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元素;喜欢使用短诗行及深刻有力的意象，具有爵士乐、布鲁斯节奏和即兴特征，带有浓郁的日常口语化特点，突出表现情不自禁和快节奏。基思·伦纳德认为：“考曼亚卡的诗歌常常与爵士乐紧密相连。他的这些诗歌表明，爵士乐与他的诗歌最重要、最核心的要素就是艺术家个人对人类孤独的即兴表达，这也是美国黑人在种族隔离政策下普遍的生存状况。”
对考曼亚卡来说，诗歌是人类的情感和精神尺度，是自我发现的工具，无论是诗人还是读者都可以通过诗歌探索深藏于人生经验中的核心意义。当非裔美国人身份不断受到威胁与挑战的时候，语言与诗歌就成了最后的防御，一种反抗崩溃与瓦解的终极武器。诗歌掩饰、否认、治疗伤痛，帮助找回失落的东西。同样，爵士乐也是一种发现的工具，发现事物背后情感的神秘力量，帮助人们到达以为已经遗忘的地方，这是美国黑人的一种与土地、与故乡保持紧密精神联系的途径与纽带。爵士乐也帮助诗人扩展创作视野，教导诗人可以在诗歌里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具有释放心灵压力的作用，是诗人生命的一部分。
二、个人的焦虑与恐慌对抗主流话语中的勇敢与荣光
《面对它》是考曼亚卡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一首反映和反思越战的诗歌，是离开越南十四年之后深思熟虑的结果，选自1988年出版的诗集《疯狂》(Dien Cai Dau)。诗歌题目中的“面对”既是面对越战纪念碑，也是面对越战留给美国民众的创伤。越战纪念碑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渲染与表现，试图从国家的层面对死者及其亲人表示同情与抚慰，也是死者为国家牺牲的荣誉。美国学者发现考曼亚卡在面对纪念碑的时候产生了“微妙的、矛盾的反应”;“纪念碑的设计与建造本来是舒缓人们的伤痛，结果却质疑并削弱了纪念碑的本质”。与国家意识形态不同，诗人通过诗歌表达的是个人意识及其悲伤记忆。通过诗歌，诗人建立了一座充满疑问与质疑的纪念碑。区别于主流话语中的勇敢与光荣，诗人表达的却是焦虑与恐慌。德国学者维特·邦兹认为：“越战老兵的诗歌不仅捕捉到了萦绕在整整一代士兵心中复杂的创伤经历，而且影响到现如今的美国社会。”诗歌描述一位参加过越战的美国黑人老兵瞻仰位于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的过程及其沉思。诗歌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一开始，说话者看到自己“黝黑的脸”在“黑色花岗岩”纪念碑前“显得黯淡”，表明自己的黑人身份。随后，石碑与肉体、里面与外面、这里与那里、在场与缺席、自我与镜像、光明与黑暗、现在与过去、男人与女人、儿童与成人、白人与黑人、种族与国家、美国与越南、现实与幻象、抒情与纪实、自白与见证、静态与动态、主体与客体、生命与死亡、生者与死者、战争与和平等一系列强烈对比的意象逐步展开。
面对纪念碑，叙事者表现出明显的自我分裂，他用强大的意志力控制自己悲伤的情绪，发誓“绝不流泪”。然而，他又承认，他虽然像石头一般坚强，但他也是“血肉之躯”，面对悲伤难以抑制。纪念碑黑色大理石镜面，反射着他的映像，因此他又是“石头”。他那从黑色大理石反射过来的、阴云笼罩的映像“像一只猛禽”一样看着他，犹如黑夜面对白昼一般。当他转过身去，“纪念碑让我离开”。当他转过来面向他在纪念碑上的影像时，“我再次进入越战纪念碑里面”，这种反复转身的躁动不安似乎暗示，叙事者深陷越战给他带来的情感伤痛中不能自拔。“光亮”与“白色闪光”提醒他，他现在正站在黑色大理石纪念碑外面，而不是在里面。就其象征意义而言，叙事者有两个自我、两种不同的存在：一个是在现实中、在“光亮”中;另一个在纪念碑里、在坟墓里、在战场上、在越南战争的黑暗中。
战争的场景如此残酷，叙事者觉得自己像那些战友一样，其实已经死去，因此在刻着死者名字的碑上“半期待着能找到像烟雾般书写的我的名字”。从死亡者名单中寻找自己的名字表明叙事者的自我分裂和异化，他感觉到自己的死亡。同时，他的自我寻找似乎也是为自己的战争经历画上一个句号，为自己寻找一个结果。“像烟雾般书写的名字”一方面暗指战场上的硝烟，另一方面也指叙事者梦幻般缥缈的意识与永久镌刻在纪念碑上的名字强烈的对比。对于自身的存在，叙事者感到犹如烟雾一样含混不清，他已记不清究竟是他的战友死去还是他自己死去。“阴云笼罩的映像”表明此刻的自我依然是模糊不清的，似乎有一个过往的、消失了的自我像鬼魂般在头顶盘旋、在注视着他。
当他“触摸到安德鲁·约翰逊的名字”时，他突然“看到诱杀装置爆炸时发出的白色闪光”。叙事者把安德鲁的死亡与地雷装置的爆炸联系起来，对安德鲁名字的触摸似乎诱发了深埋心中对可怕战争场景的痛苦记忆。即使偶然飞临此地的“一只红鸟”也让叙事者感到莫名的惊恐，暗示某种可怕的杀机。叙事者的这一心理变化揭示了纪念碑治愈心灵创伤意图的徒劳与失败，也表明越战老兵深层心理的阴影难以驱散，同时暗示战争依然存在，随时都会降临。“里面与外面”的对比还体现在死者的名字像鬼魂般萦绕在一个女人的衬衫上：“闪烁着微光/当她走开时/名字依然留在墙上。”虚幻与现实的对比也体现在：雕刻在大理石上的那一笔一画演化为“一只红鸟的翅膀”。以超现实主义手法暗喻战场上血肉横飞的可怕场景，这一幕“打断了我的凝视”。当叙事者说“在那石碑里面/他失去了右膀”时，唤起的是叙事者对一位白人老兵的记忆，他似乎感觉到“一位白人老兵的影像向我/飘来”，感觉到“他苍白的双眼”，他在战争中失去了右膀。
诗歌的最后，一个女人正在那黑色大理石镜面上试图抹去一些名字，然而，叙事者意识到，石碑上的名字是抹不掉的，正如战争的创伤无法从人们的心中抹去一样。这位女子试图用抹掉名字来希冀她的亲人没有死去，但现实是残酷的，她天真的想法注定无法实现，于是她只好“用画笔画着一位少年的秀发”。这位女子从一种空想转换到另一种空想，企图给这位少年增添秀发使其复活，当然这个努力也注定无法实现。巨大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既像镜子也像一扇窗户，不仅使叙事者重新回到那场战争，也让活着的人看到那场战争的惨烈与残酷。
诗歌中的石碑与肉体一方面指的是叙事者试图用石头般的坚强来抵制自己情感的脆弱，以使自己不把内心的痛苦哭喊出来;另一方面也指战争中死去的士兵已经化为纪念碑镌刻的石头。“我是石头，我是血肉之躯”，这里的“我”已不仅仅指叙事者自己，考虑到叙事者把自己当作其中的死者去石碑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出，“我”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指称，既可以指刻在石碑上的、死去的士兵，也可以指站在石碑外面的幸存者。如此，把这里与那里、在场与缺席、自我与镜像的界限模糊了。叙事者试图通过想象的力量把那些死者召唤回来，但这种虚幻的、徒劳的想象注定会加重叙事者的精神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