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世纪90年代，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在为《中国讽刺小说史》所写的序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小说史的长河中，称得起具有时代典型意义和高度艺术水平的讽刺小说只有三部：一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二是鲁迅的《阿Q正传》，三是钱锺书的《围城》。尽管我的看法可能太偏太狭，但至少可以说明创作真正的讽刺小说是非常艰难的。”这是极严格而有眼光的筛选，是专就“讽刺”而言。若把“幽默”加上，而且专说中国现代，公论的说法是：鲁迅、老舍、张天翼、沙汀、钱锺书一起并称为现代文学史上五位优秀的讽刺幽默作家。这是经过历史和时间沉淀的认识。如果再细分，这五位作家的讽刺幽默艺术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以鲁迅、张天翼、沙汀为代表的客观化、写实化讽刺艺术和以老舍、钱锺书为代表的主观化、智慧化的讽刺幽默艺术。鲁迅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讽刺小说的最高成就，以讽刺见长;老舍代表了40年代幽默小说的最高成就，以幽默取胜;钱锺书代表了40年代讽刺幽默文学的最高成就，使讽刺与幽默合流。他们也可以说是“三足鼎立”，构成了中国现代讽刺幽默文学的三种传统，三种资源。
我始终认为，钱锺书是中国独一无二的讽刺幽默作家，他以极少的作品就与西方现代文学相接轨、相比肩，其作品的现代性、批判性、超越性、智性、讽刺幽默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趣味性，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品，夏志清的眼光是令人折服的。
钱锺书与老舍、鲁迅乃至吴敬梓走的是不同的讽刺幽默路数，尽管他在写法上与老舍有类似的地方，与《儒林外史》也有关联，但钱锺书在讽刺幽默方面还是超越了吴敬梓、鲁迅、老舍的。在深入到人性的深层从而揭示出人性的根本颓败方面，恐怕只有鲁迅的《阿Q正传》才能与之相提并论。鲁迅发现了人自身的“精神胜利法”现象，钱锺书发现了人在爱情、婚姻乃至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在悲喜剧的交融、结合方面，钱锺书和鲁迅、老舍一样付出了努力，取得了成绩，也留下了遗憾，这促使我们思考：悲喜剧本身是否存在悖论而难以统一于文本?下面，结合老舍、钱锺书的创作加以具体考察。
批评家们常说：讽刺幽默应该在夸张中包含着真实，在可笑中包含着严肃，在轻松中包含着深刻，在喜剧中包含着悲剧。其实，这两方面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甚至说是一种悖论，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李健吾说：喜剧往深里挖就是悲剧。老舍说：“我们细心‘看’事物，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及至盯着坑儿去咂摸，便要悲观了。”“您看我挺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这种领悟绝对化了，就会看透人生，所以，喜剧家往往是悲剧人生的深刻体验者、揭示者，鲁迅、老舍、钱锺书都是。有人说，老舍虽以喜剧性著称，但悲剧美才是他的精神与艺术之魂，这是反复咀嚼，深入感知的结果。但这是结论，过程怎样呢?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朱自清就察觉到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都有一个严肃的悲惨的收场，但上文都有不少游戏的调子，没有一贯的态度”，“发笑与悲愤这两种情调，足以相消，而不足以相成。”这也就是说，幽默滑稽的文体与悲愤、悲剧的主旨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厄相消，很难做到和谐统一。面对这样的深层矛盾，老舍曾陷入两难境地，甚至不知所措。我们看到，老舍早期的作品讽刺、幽默、滑稽、玩笑，悲喜有一种相消的现象，引来持续的不满和责难。中期的老舍，一反早期的轻松幽默，改用严肃深沉的笔调写作，《大明湖》《猫城记》便是其例，老舍说它们是失败的作品。到写《离婚》，老舍决定“返归幽默”，但令人愉悦的文字也变得越来越透出严肃了。读者看了，笑声少了。老舍自己也说虽然“我立意要它幽默，可是我这回把幽默看住了，不准它把我带了走。”“《离婚》的笑声太弱了”，“有了控制;伟大还差的远呢!”《离婚》与其说幽默成熟了，不如说幽默压抑了，它更接近严正的写实艺术。到了《骆驼祥子》，老舍“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从早期的幽默到《大明湖》《猫城记》的禁止幽默;从《离婚》的返回幽默(但有控制)到《骆驼祥子》的抛开幽默，这些左右摇摆的例子，可以窥见到老舍的左右为难，甚至有心理障碍。到了40年代，老舍创作百万余字的《四世同堂》，由于沦陷、亡国之痛的题材与主题更使它与幽默无缘了。偶有幽默的段子冒出来，也仅仅是“残留”而已。这些作品的悲喜剧虽有些交融，但更有分离，其喜剧的才能受到了压抑，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到了新中国之后的《茶馆》《正红旗下》，老舍才真正做到了悲喜交融。
钱锺书是深谙中外讽刺幽默文学作品的优长和局限的，又有着出众的讽刺幽默才能，他以全方位的讽刺幽默艺术使他在40年代的讽刺幽默作家中独领风骚。《围城》各个部分的描写都很精彩，在他笔下，将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引向了真正的成熟，具有了现代的品格，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以往的讽刺幽默小说大都具有社会功利目的和道德批判色彩，注重于写实，接近于暴露，讽刺显得凝重，幽默显得拘谨，时代只造就了它的现实品格、历史品格，但它的现代品格、喜剧品格并不完善。而钱锺书弥补了这个不足，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这也许是他远离时代潮流，偏于一隅的对人生进行静观的结果，具有旁观者的清醒。他从社会伦理、世态风俗的扫描起始或仅作为背景，进而登堂入室，上升到文化、人生、人性、人类的大命题，其聚焦点和深刻处在于揭示了人性的根本颓败，从而揭示了人类所面临的永恒的精神困境。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悲剧美也是《围城》的精神和艺术之魂。在讽刺的深刻性上，钱锺书直接衔接鲁迅，实现了在鲁迅之后不断弱化现代理性主义的一次成功的复兴。在幽默和喜剧性上，钱锺书直接衔接老舍，注重喜剧的外发性，充分发挥作家的主体性和想象力，在喜剧的形式中蕴含悲剧的内涵，用“银笑”代替了老舍的含泪的笑，在悲喜的交融上比老舍更进一步。但严格地说，也存在瑕疵，即前后调子的不一致，从喜到悲，而且越到后来越趋于沉重，正像以往评论者所描述的：“整部小说的阅读感受就好像一次长途旅行，先是有说有笑，留连窗外景色，继而开始沉默沉闷，最后列车被黑暗的隧道吞没，永远也驶不出来。”
从老舍、钱锺书的创作，我们看到了讽刺幽默文学的内在矛盾以及悲喜剧的难以统一。其实何止老舍和钱锺书，即便是鲁迅，其创作的《阿Q正传》也是从开心到严肃，从喜到悲，前后的格调也有不一致的问题，所以，《阿Q正传》最初在《晨报副刊》“开心话”栏目连载，后来越写越严肃，就改在“新文艺”栏目连载了。可见这是一个创作难题，要交融好不容易。这或许是悲喜结合作品的创作常态，我们不必过于苛求。也许正因为如此，也许是严肃的题旨和玩笑的行文难以协调，所以在国外有人认为伟大的作品必须去掉幽默，特别是在20世纪以前，幽默小说一般被视为滑稽逗乐的非严肃的通俗文学，为高雅的读者和批评家所不屑。在中国，轻视幽默也是如此，我们从接受者对老舍幽默的劝阻和态度上便可见出一斑。何止幽默，即便讽刺也存在偏见，鲁迅对此体味尤深，所以鲁迅说过“讽刺家是危险的”。无独有偶，老舍也写过《幽默的危险》一文，表明幽默的不易和对此付出的代价的沉重。钱锺书更反感和嘲讽提倡幽默，这些都不是没有缘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