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追问：知音者谁?
在出版印刷业高度发达的明代，唐寅的画早有声誉，“才雄气逸，花吐云飞，先辈各颂，折节相下，庶几青莲之驾，无忝金龟之席”(王稚登《丹青志》)。可人们对于他的诗歌成就一直未予应有的重视，最早的《唐伯虎集》问世于嘉靖年间，仅编选二卷，收入其早年及少数中年作品，那些“务偕俚耳”之作一概未收。这一方面固是唐寅本人于诗词不甚措意，“大率兴寄遐邈，不以一时毁誉重轻为取舍”，尝说“后世知我不在此”——这等随作随弃、未有收整有关，亦当时文坛主流意识首倡复古使然。人们评价说：唐寅不足名家;他的诗皆给人“若不经意”之感，人亦以其似不经意而为才子，其实乃无经意之作，故偶有可观而无精品;唐寅仅以词为逞才弄笔之具，并非抒情载体，故有谐趣而少真趣。
这种“以人废文”的说法其实不然——唐寅的诗描绘了一个凡庸而真实的自我，他不给自己加以任何高雅的涂饰，寄韵委婉、谑浪笑傲中间以深思;语调务近俚俗，轻便自由，却清新俊爽、自然流畅，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声效;结构步调喜用连章体和对结，多叠字却无重复多余之感，少典故使品读过程不遭烦难，频有朗朗上口的快感，堪称雅俗共赏;题画诗善于用色彩的对比构成明朗的画面，堪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诗风时或风神散朗、辞句婉丽，殊类刘梦得;时或谐俗俚歌，隽永有味，如王梵志;有时“如乞儿唱莲花落”(王世贞)，本以为“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王安石)，不意又被子畏翻手重为云雨。人们对市井鄙俗的爱好一方面是感官层次自娱的需要，一方面是对传统的反抗。从前一方面看，文人趣味走向庸俗化了，而从后一方面来看，则是走向自我中心的个性化。唐寅诗歌的任情自然与杨维祯相似，有着强烈的追求现世倾向和物质索求。“才气烂漫，时复斐然”的唐寅继承了李东阳“茶陵诗派”对于“台阁”无病呻吟作风的驳斥，更以“桃花庵”招聚吴中士子成文艺沙龙，倡导走向民间的自由化创作，他的个性表现与晚明思潮所肯定的“性情之真”最为接近，实开启童心性灵之先河。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王国维)。唐寅作为真正的才子，是不能被世俗和丑恶的现实所接纳的。如果说人生就是一个长久的诱惑，那么对于唐寅，与其有梦想而不能实现，不如没有理想而简单地活着。《绝笔诗》写道：“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诗人错看了这个冷漠孤寂的世界——他愈挣扎愈是藏匿了困世之心;愈沉沦反愈有爱世之意，唯因如此才给我们留下真实可感、受众可信的“古之伤心人”!
唐寅是才子也是浪子，是狂士也是名士，是山人也是世人，是画圣也是情圣——他以其渊源有自，流惠广远的诗歌发展史意义和颓然自放、越理任诞、任侠癫狂、顺情遂性、玩世不恭、追求生活的趣味化和艺术化的人生哲学展示无穷魅力。还不尽于此，袁宏道因钦慕唐寅还为儿子取名“虎儿”——活在百姓心中的“唐伯虎”确是位“传奇人物”!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唐寅是偶然飘游在世间的过客，无论时世解与不解，都会“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