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禅典礼是象征国家太平、昌盛统一的国家大典，它神化、强化皇权。在封建社会，皇权是国家的代表，是社会安定的基础，是国运兴衰所在。易言之，希望封禅典礼举行的不仅有皇帝，以读书求晋身之阶的儒生文士亦迫切追求天下统一太平的秩序，盼望昭示这一秩序形成的“封禅”典礼的践行。从这一角度就不难理解，何以司马谈因不得与封禅而发泣血之言并终因之亡;亦不难解释，“封禅书”何以与“礼书”“乐书”等并列，成为《史记》“八书”之一。而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亦不是死后“献谀”之作，“封禅”本是他心向往之之盛典，多有念及，即如《难巴蜀父老文》亦言：“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不独司马氏父子与司马相如，实则如《史记·封禅书》所云：“(建元)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乂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封禅在秦汉时“成了社会上公同的信仰与要求”，是“人们所共同要求的大事”(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以未能参与封禅大典为憾，亦在文人的创作中有所表达，如班彪《冀州赋》云：“嘉孝武之乾乾，亲饰躬于伯姬。建封禅于岱宗，瘗玄玉于此丘。遍五岳与四渎，观沧海以周流。鄙臣不及此事，陪后乘之下僚，今匹马之独征，岂斯乐之独足娱。且休精于敝邑，聊卒岁以须臾。”文人对封禅典礼的接受与重视，显然为“封禅”的成体打下了良好的作家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历朝统治者都面临着为自己的政权寻找合法依据的问题。虽然这一时期没有进行过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封禅，但至少如吴主孙皓、魏明帝、晋武帝、前秦苻坚、宋太祖、梁武帝等都曾意图封禅。与此相关，封禅文化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宋书》设《符瑞志》，这是正史设符瑞类志的开始，继之而后，《南齐书》设《祥瑞志》，《魏书》设《灵征志》，此外如东晋王隐《晋书》设有《石瑞记》《瑞异记》，南朝宋何法盛《晋中兴书》设《征祥说》，齐臧荣绪《晋书》设《瑞志》等，更有《瑞应图》之类的作品层出不穷。这些为符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扩大了影响。
魏晋南北朝历代皇帝亦皆以符命粉饰政权，至齐梁更甚。如梁武帝，先是神化其出生，“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岁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生而有奇异，两胯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所居室常若云气，人或过者，体辄肃然”(《梁书·武帝纪》)。而在其统治期间，《梁书·武帝纪》给人深刻而震惊的印象是，关于老人星频繁出现的记载，只在此篇中就达四十次之多。何以如此呢?《春秋纬》曰：“老人星见则治平主寿。”《孙氏瑞应图》曰：“王者承天，则老人星临其国。”皆言老人星是国家承平、国主享祚长久的象征，梁武帝本身就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而他的贪恋权位也使老人星这种符瑞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
可见，事实上，从汉代开始，封禅之礼就是深入儒者文士之心的，历代皇帝更是利用符命神化、粉饰政权，所有这些都是利于“封禅”立体的环境。而知名作家的相沿而作，使这种文体最终确立。即如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序文所言，《剧秦美新》的创作是受司马相如《封禅文》的感召，《典引》的创作是承继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而来。这样有影响力的知名作家的前后相沿而作，成就了“封禅”一体的三篇代表作品。知名作品的出现成为这一文体立体的有力支撑，而《封禅文》的首发作用，又加上司马相如个人的巨大影响，对这一文体的成立更是居功甚伟。这与“七”体的形成何其相似!枚乘《七发》，是“独拔而伟丽”的典范性作品，“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文心雕龙·杂文》)，如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等等，纷至沓来，最终形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体裁——“七”体。而这种体裁，在写作内容与风格上，后世作者也充分继承了创始者的特征：“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文心雕龙·杂文》)形成了以敷陈夸张的手法言七事以服人的创作传统，“七”体便蔚为大观了。自然，由于应用场合的限制，沿司马相如《封禅文》而成就的“封禅”一体，所涵括的作品数量还无法与“七体”相比，但因为有知名作家的参与与张扬，有前后相承的创作传统，这一文体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独特特征，为文学批评家和选录总集者所注意，确立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封禅文无论主旨内容，还是体式风格，都与颂文存在差异，所以不宜竟归入颂体;“封禅”一体源于封禅大典，催生于封建礼制，这与诸多文体的产生方式相同;文人的重视，利于封禅、符命思想发展的环境，知名作家的参与，典范作品的出现，都对封禅体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体而言，“封禅”作为一种文体是无疑问的，至于其在后代能否发扬光大，则与封禅大典在后代的兴衰与否关系密切，不应作为此体不能成立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