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昭俭(902—977)，字仲宝，京兆长安人。后唐长兴中，登进士第。曾拜左拾遗、直史馆，最后官至迁殿中侍御史。杨御史当官，事功或未必显，却以言功而震时而传远，“昭俭美风仪，善谈名理，事晋有直声”。杨昭俭其政声最值得称道处，是他为苦难美学建立起了新的叙事法则。
杨昭俭任中书舍人时节，国家治理未曾政通人和，“今则谏臣虽设，言路不通，药石之论不达于圣聪，而邪佞之徒取容于左右”，国政有点糟。顺便说一句，或谓国事日非必遭天谴，只是迷信，其实不然，有人祸常有天灾，三分人祸可酿十分天灾，这是真的。
“时河决数郡”，毁河岸，决堤口，冲良田万顷，倒屋舍千万间，万千百姓，多成鱼鳖。灾难发生后，晋少主签发救灾令，“大发丁夫，以本部帅董其役”。国民犁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络绎不绝赶赴救灾现场;军队呢，也出动得比较快，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可怜见也，风住雨停，这次抗洪终取得惨胜，所决之口，堵住了，所淹之田，恢复了，流离失所的百姓也回到了休养生息之所。
“晋少主喜，诏立碑记其事。”几乎每场苦难后，官府都是这么叙事的。不想杨昭俭直是摇头：“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摛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刻碑记铭，纪念谁?是先有灾民，还是先有英雄?是要记功劳，还是要记哀痛?黄河决堤，这是悲剧，还是喜剧?当有人披红花别勋章，可否记起千万灾民摆花圈戴挽幛?
中国多灾多难，《竹年纪事》云，“夏帝发七年，泰山震”。这是世界上对地震的最早记载。有人曾经统计，有国史载的3000多年来，有记录可查的的地震是10000多次，其中破坏性地震3000多次，8级以上特大地震18次;而水灾、旱灾更为普遍，史前的舜帝时代，便“九州皆水患”，单是黄河，2000年间下游决口泛滥达1590余次。黄河决口，看上去是自然灾害，但2000多年了，一个黄河都治不了?纵使自然灾害，灾情之前不作为，懒作为，便可算是人祸，三分人祸便能酿成十分灾难。杨昭俭任中书舍人时节的这次黄河水灾，看起来是天灾，仔细说起来，依然可见人祸影子。
杨昭俭向皇上进谏，“言甚切至，少主嗟赏之，卒罢其事”。
灾难不可刻碑纪念么?中国历史那么多灾难，有几次有几处灾难纪念碑?建纪念碑是一回事，如何撰写纪念碑，更是要紧的事。灾难叙事里，叙的是什么事?是英明领导之事，是救灾英雄之事，好，这些或都可以记，那么，灾难中最受灾难的人民呢?翻读国史，几乎每次灾难都是这么记的：灾民只有数字，英雄才有名字。我对英雄十分崇敬，每次救难，他们冲在前面，用生命在冲，给英雄记功，我没疑义。
疑义的是，灾民呢?苦难美学里，该怎么著书立说?苦难美学，至少有这三种学的，一是苦学，一是丑学，最后才是英雄颂的美学。先是苦学，那些在各种天灾人祸中受苦受难，乃至身亡者，他们才是我们特别要纪念的人;其次，苦难美学，当是丑学，这灾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这祸哪些人造成的?是不作为之故，还是乱作为之故?灾难纪念碑里，若没有这些“丑角”，那么，你就别刻碑了。“摛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你要作英雄颂，可以，但请先颁罪己诏。
先要痛悼死难，才可歌颂英雄，若真痛悼苦难，包括英雄，也可能没心情来唱颂歌。只有把灾难如实地——不是轻描淡写的，不是文过饰非的，不是以美学来掩盖苦难的——给记下来，才可能防止灾难。好了伤疤不能忘痛，别为了忘痛，在伤疤上插花。
消费苦难，除了官人，或正在成一些诗人与文人“心里美”之学，每次灾难一发，便有万千“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者，脸上流着两行辣椒水，心里按捺不住一肚媚骚水，化灾民苦难为颂唱之力量。对王兆山等，确乎是：他有蜡烛，我们得有皮鞭。须警惕的，还有执皮鞭的“王兆山”，苦难一发，无悲悯，只嘲讽，嘲讽后单看手机屏，数着“一个小时有三万点击数”，也当是：你要打赏，我要打你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