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文艺是讲求审美功利性的，《论语.阳货》中的“兴观群怨”说，“怨”即借文章来讽怨不平之事，《尚书.尧典》 “诗言志”即通过文章来表达志向等都体现了审美功利性所在。然而，我们决不能忽视文艺本真的“审美自律性”，所谓的功利性只是其补充。近代王国维受康德、叔本华等西学的影响，极力倡导文艺审美自律性，朱光潜等人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主张把文艺从政治，社会的框架中解构出来，发现文艺的本来面目。而《新青年》杂志则极力倡导“文艺为现实服务”，主张文艺“用艺术手段做非艺术之事”，而不是培养美感，脱离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实质。
一、文艺内容的审美功利性
《新青年》杂志在文艺内容上的最大特点是提倡自然主义，反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传统，强调文艺为现实服务，彰显文艺功利价值，漠视了文艺自身的美感。
陈独秀顺应时势，以西为鉴，在《新青年.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列述：“……自然主义，19世纪法兰西左喇为之魁，现代欧洲文艺，无论何派，悉受自然之感化。”[1]第二卷2号《通信》中也说过：“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欲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意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古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应之曰‘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
不可否认，西方“自然主义”在当时是适应中国时势的，这正是文艺审美功利性所在。以戏剧为例，《新青年》中多次刊载了易卜生的戏剧在于他是个写实主义者，他笔下的社会专制，压制人的自由，使人丧失独立性，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这恰恰迎合了我们五四时期号召各界同胞起来反抗，争取独立自由的主题。
《新青年》杂志中阐释的文艺功利价值取向明显，那么文艺内容应服务于现实功用还是文艺自身呢?古典文学看似已不适应现状，在向现当代社会转换过程中患上了“失语症”，中国文艺要想发展必须寻找自己的声音，必须抛开古典，向西方学习，拿西方的“自然主义”来寻找改良的突破口。然而回想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及小说等在中国文学史上独领风骚，在世界文化史上绽放蓓蕾，在当时的中国却被活生生抛弃，这是对历史的遗弃还是对现世的负责?
二、文艺形式的审美功利性
该刊物中文艺形式方面最大的特点是“倡导白话文创作，反对文言文写作”。所谓“白话”的解释在第四卷第1号《通信 论小说及白话韵文》中：“白话”，即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2]
胡适在第四卷本第四号《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指出：自从《三百篇》至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或近于白话的。四大名著可被称作“活文学”是因为它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作的。总之：“死文言绝不能产生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作国语的文学。朱希祖《白话文的价值》中说“作白话文，不必用功于作文，只用功于说话、演说即可。”在这里白话文的应用传播功能成为首要因素，文学语言的美感皆被抛却。
文学本身是语言的问题，语言与思想相结合，二者是统一的，语言本身重视其美感所在，它不是工具。而我们《新青年》杂志从第四卷本开始极力倡导白话文创作，力避文言文，这实质上是把语言本身当做一种工具，即“语言工具论”。我们不可否认白话文的优越性，但一味的对古典语言的否决似乎成了对我国古典文学文化的一种反面抨击。
中国古代文言书写的文学形式真的一文不值吗?它身上有着文艺形式的美感所在。中国先秦至近代的文言语言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意，杜甫短短的《春望》能将诗人感慨人生，国破衰亡，内心凄凉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若将其翻译成白话则韵味散失，美感不存。刘勰的《文心雕龙》仅《原道》一篇其美感便可流芳百世，天地人观念在寥寥数笔中便可现出真意。这些文言形式的独特美感在白话中是难以表达出来的。
三、反思
无论是文艺内容还是文艺形式目的都是为了宣传革命旨意，带有极强的功利性，然而内容和形式本身的独立性审美价值却在这一时期被忽视掉。要改革，要在思想文化领域找到改革的把手，这是进步的，白话文写作到今天作用不言而喻。然而文艺终究是文艺，如何对待文艺的古今中外，文艺与现实关系至今仍需要商榷，诚想还需以辩证的态度来看待。《新青年》杂志本身是文学艺术的类型，培养欣赏者美感是第一要义，在与政治并轨的同时还需保持几分文艺的“自律性”。在重视其现实功用的同时还需看重其文学艺术 “无用之用”的审美纯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