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主要指的是由女性作家书写，以女性为主要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台湾的女性文学起步于五十年代。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在八十年代，台湾出现了新的女性文学思潮。一批女性文学作家直接提出女性的权益问题，对夫权社会对女性的残害与压迫发出尖锐的抨击。她们笔下的女性已不完全是封建婚姻中受迫害的弱者，还有自立自强的新女性形象以及女性在现代政治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李昂是八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代表之一。本文将通过她的主要作品，分析其小说文本中对新时期女性的情欲和社会生活书写。
1987年7月14日，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发布解除了自国民党赴台以来38年的戒严。人民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的同时，民主、平等的意识在台湾公民的思想中进一步壮大。在这样的社会大思潮下，自称为“社会工作者”的李昂，在继《杀夫》之后，写作了以另外的一系列小说。通过记录女性的情欲追求以及政治生活，她进一步呈现了台湾新时期里女性的生活处境和精神状态。
小说《暗夜》的女主人公李琳自幼遵循父嘱，嫁给了黄承德，过着物质上优越的生活。她独守空闺，放任丈夫在外寻花问柳。但忍耐终于到了极限，李琳也在婚姻上出了轨，与浪荡才子叶原纠缠到一起。她追求灵肉结合的真正爱情，却没能获得丈夫和情人的回应。终于怀孕这一记当头棒喝让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情况。她编造了一个拙劣的谎言，骗的了丈夫的信任，打掉了孩子，回归了空闺。
而小说中的另外一个女性丁欣欣不一样。她窈窕多姿，年轻貌美，直接大胆。在性上面，她完全超越了伦理道德的束缚，从而挣脱了传统道德在女性身上套上的道德枷锁。“李琳所得到的是短暂的解脱，并没有任何可取的解决之道，而全然不受压抑的丁欣欣却展示着一种丝毫不具吸引力的生命姿态。”[1]在一次云雨之欢后，她向叶原坦白自己的男友在金门服兵役，只是因为喜欢叶原和渴求“性”而与他发生关系。这让叶原恼怒和怨恨，“原来我成为你解决的工具了”。但丁欣欣却正义凛然质问叶原刚发生的性行为是否为他带来快感，无奈的叶原只能承认。“很好那你也在享受， 怎么能说是做我的工具?”她的一席话，完全颠倒和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男女之间的主从关系。
她把目光放在海归学人孙新亚身上除了爱情外还有更明确的“战略目标”——利用他的人际关系结识新贵。在得知孙新亚的推荐可以给予自己赴美留学的机会时，她便把自己的肉体再一次作为交易的筹码。得手的孙新亚在床上不无得意地自言自语：“我朋友在美国讲得真对，台湾女孩，个个都好‘上’了嘛!”受辱的她虽然怒火中烧，却为了自己的前途选择忍受。在她没有传统观念中对于“性”的保守，自由的追求生理上的愉悦，还把“性”当作进入上层社会的交易筹码。她虽然没有参与真正的政治生活，却有着政治家的目光，为了达到目标出卖自己的肉体。小说《北港香炉人人插》的女主人公林丽姿通过大量地与有政治地位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获得政治地位，成为台湾某反对党的重要人物。在性与政治游戏中，她处于前卫和主动的地位，同时获得生理的满足和政治的地位，颠覆了男人的政治述求方式。
在新时期的台湾社会了，三从四德的传统妇道早已被民主和科学的主流思想否定，西方对性的开放观点也大量进入台湾。女性放下了道德的包袱，大胆地追求生理上的愉悦。同时，女性走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进入社会生活，也减轻了她们对男性的依附，获得了更多的独立。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有女性婚外恋以及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权色交易便逐渐出现了。李昂书写女性的笔触也由此延伸到了现代社会的女性上。“隐瞒与遮掩社会、政治、人性的真实性(当然包括黑暗面)，假装看不到问题存在，即是一种最不道德的行为，是一种虚假与伪善。”[2]李昂不但要把这潜藏在繁荣、自由社会表象下的暗流揭露出来，还在文本中表达了自己的忧患和对那些用肉体换取权钱的女性的蔑视。丁欣欣和林丽姿的手段和头脑真的让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处境由变被动为主动了吗?不是的，她们的成功终究是来自于男人的权力，她们在本质上依然是处于依附地位。林丽姿睡政治男人的行为，只不过给自己争到了一个反对党“不分区立委”的席位;丁欣欣的忍辱负重，最终还要孙新亚的一份推荐书。她们的行为不仅没能从本质上改变女性的弱势地位，反而使自己的丑陋姿态变得更加不堪入目。“李昂对林丽姿明显持否定态度，与其说其彰显女性主义，不如说是鞭笞那些打着女性主义招牌贩卖私欲的‘性感尤物’……借林丽姿的言行举止，质疑、亵渎、调戏历史与政治，揭露现实政治的虚伪与糜烂，轰得政界丑态毕现。”[3]
综上，李昂的小说通过对“性”的引入，更全面地剖析了女性的内心，抨击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迫害，反映了女性在台湾的新时期的新的心理状态以及揭露她们在社会生活以“性”换取利益的社会现象，并对此进行抨击。她的女性文学创作，是对五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传承与发展，也拓展了女性文学书写和反映的对象和内容，为女性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