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小鲍庄》是王安忆早期的精致之作，以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生活为背景，描述了鲍仁平(捞渣)出生到去世期间，以“仁义”著称的小鲍庄内部人际关系发展变化的故事;长篇小说《遍地枭雄》则是王安忆对当前乡村—都市社会的文学书写，以生活在繁华上海郊区的都市边缘人韩燕来(毛豆)戏剧性地投靠倒卖汽车团伙的过程为主线，讲述了四个年轻人成长、毁灭的经历。不少评论者对这两部小说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技巧多有评价，但缺乏对作品反映出的城乡变革中普通民众的昏庸生存状态及精神道德危机现象的分析。实际上，王安忆的这两篇小说褒贬分明、惩恶扬善，描绘了中国城乡近二三十年来社会变化中的两幅典型图像，提出了当今社会生存发展与精神道德中普遍存在的危机感，从而能够引起读者深切的关注。下文试从人物形象、生存环境与信仰氛围三方面，解读作者担忧焦虑的城乡普通民众价值标准改变及精神体系危机。
一、从人物形象的刻画看作品的批判倾向
代表改革开放初期乡土中国典型形象的中篇小说《小鲍庄》，用故事片段的形式串联起整部作品，全书塑造了十余位人物形象，以小鲍庄古代洪水爆发及祖先的治水历程作引子，以鲍彦山小儿子鲍仁平的出世为故事叙述的正式开始。因是家中的老末，鲍仁平小名曰“捞渣”。在小说的叙述中，小鲍庄是远近闻名的以“仁义”著称的村落，全村人沿袭着老祖宗们流传下来的尊老爱幼、团结和睦、有仁有义、亲如一家的道德传统，这种优良品质似乎融入了每一位鲍姓村民的血脉中，伴随历史的演进如一条昭示着祖先品德的洪流般奔腾不息。
村中最“仁义”的就数捞渣。他在家中年纪最小、却被父母认定最有前途：上学第一年就拿回奖状、自觉自愿照顾村里的“老独户”鲍五爷、敬畏一切生命——甚至一只蛐蛐儿也不愿伤害。捞渣一人几乎揽尽所有优点，成为小鲍庄名副其实的精神偶像与“仁义”化身。最终，在小鲍庄村民们永生永世躲避不掉的洪水灾害中，捞渣为救年老的鲍五爷，失去了躲避洪水的时机，光荣牺牲。
世人普遍相信的是，在中国广袤土地上数以千百万计的村庄中，中华传统文化始终一脉相承、薪尽火传。小鲍庄就属其中之一，它继承着千百年来圣贤们的道德传统——尤以儒家教义为重——在乡土本色中孕育出独特的文化气质和人格信仰，赋予了村民们“仁义”的本性。然而到了上世纪后半叶，受时代变迁和生产力进步的巨大影响，普通小村庄的居民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过着数百年不变的生活，而且根本无法在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中保持从前的原生道德标准。由捞渣这一形象过早地逝世，不难发现作者特意安排出一种“仁义”早已泯灭的意图：即捞渣的尸骨未寒，不少村民和村领导居然能够从这一事件中共同获利。尽管表面上这些行为都顶着仁义的旗号，实则统统偏离了仁义的本质。在村中心新建的墓碑前，捞渣的父母想哭又不敢哭，同样违背了基本人性和道德本色。可以说，从捞渣的形象塑造上能够看出，作者对小鲍庄的“仁义”标签含有辛辣的讽刺和无言的否定，王安忆曾直截了当地说过：“这小孩的死，正是宣布了仁义的彻底崩溃!”[1]
作者在揭露乡土传统价值观中所谓“仁义”的虚伪之后，进而将批判锋芒指向城镇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人与事。描述当代大都市边缘人生存境遇的长篇小说《遍地枭雄》，通篇的叙事语境呈现着一种变化未定的进行时氛围。21世纪飞速发展的上海拥有举国钦佩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大量的精英人才，但作为“都市边缘人”群体中的一员，韩燕来依旧面临着在上海独立生存、发展的困难与绝望。韩燕来以开出租车为生，却在上海人最喜爱的圣诞之夜遭到三名年轻劫匪劫车。更加离奇的是，他竟然主动加入盗车团伙，从此开始了浪迹天涯的亡命生活。化名大王、二王、三王的三位劫匪，拥有丰富的黑道经验和侠义之气，他们带着新来的小兄弟游历苏皖浙一带，隐居深山，却最终难逃法网，彰显出社会反叛者必将走向毁灭的命运。
主人公韩燕来也是家中的老小，因记忆里常做一个在毛豆地里奔跑的梦，故在劫匪团伙中化名“毛豆”。未曾经历过生活磨砺的他，本性天真自然，如同一股新鲜纯净的空气，虽与三位“王”的身世背景不同，且入道尚浅，却被大王的一双慧眼认定潜力无穷，在四海为家的游荡生活中逐渐“得道”。然而被警方逮捕后，终究还是作为被绑架者坐上了与其他三人不同的另一辆警车。
小说以《遍地枭雄》为名，其中“遍地”喻四人游历范围之广，“枭雄”突出年轻人成长过程中萌发的“侠义”之气，兼而表明四人都是有独自个性、独立意志的青年。这一点大王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博览群书，生活经验丰富，坚持对二王、三王和毛豆进行自我认为深刻的头脑启迪教育，力图建构起小团体内部的思想道德体系。尽管大王对世界的认知见解具有某些实用性，但他那种价值观轻而易举地会被社会主流思想消弭。小枭雄们精神体系的坍塌，也昭示出其无法在当代大众价值选择的潮流中站稳一席之地的悲剧。从小说中带有征兆性的种种细节描写来看，作者显然对当代青年精神体系的建构进行了某种批判。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悲剧命运，读者的思绪会进入年轻人成长中面临的道德困境与危机，实际上作品已经将青少年犯罪的部分原因归咎于社会的不重视与不负责，表现出毋庸置疑的批判性。
二、从生存环境的改变看价值标准的扭曲
在《小鲍庄》所描绘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生存环境中，我们看到由于小鲍庄地处偏远，它同中国天南地北众多的乡村一样——落后、贫穷、闭塞，却也具有农村特有的活力及未被工业文明染化的原初生命力。乡土中国的土地是沉重而富有历史感的，它带着鲜明的垂老之态，毫不停息地繁衍一代代本土人民。小鲍庄的村民们亦同千千万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一样——朴实、真诚、勤恳，又似乎比别村人多了一分仁义。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村民们身体可以自由行走于广阔的乡土，心灵却被封建传统的“仁”“义”要求禁锢着。特别是自上世纪农村经历过土地革命风暴的洗礼之后，传统的道德标准逐渐被扭曲，看起来还是日日的耕作劳动，但是随着一次次各式各样“运动”的直接冲击或余波影响，乡村社会早已开始背离所谓的“仁义”久矣。生活于身自由而心不自由的环境下，小鲍庄村民们所认知的价值体系实际上即非“仁”也不“义”。 而《遍地枭雄》所阐释的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则展现了与《小鲍庄》截然不同的另一形态。四位枭雄虽非真正意义上的游侠，却云游天下、四海为家，足迹所至之处皆是开阔的世界和无尽视野，举手投足间虽匪气十足却流露出青春蓬勃的活力热情。在浪迹天涯的历程中，四位年轻人的心灵与理想均处于极其自由的时空，与繁忙而秩序井然的上海都市呈现出强烈对比，城市中巨大的生存压力与紧张的人际关系在他们身上无从找寻。枭雄们面对各自的未来畅谈理想，对大王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深信不疑，坚实反映出其生存的自由性及本能性。尽管四人随时面临被捕的危险，生活中处处当留心避免惹麻烦，看似行动并不自由，然而与小鲍庄的村民们相比，我认为枭雄们的处境还是自由的。《遍地枭雄》正是通过描绘青年人不受约束的自由形态，使之与社会主流价值标准形成反差，借以传达一种批判性的写作意图。
从生存环境的“自由”与“不自由”之别中，我们看到约束人们行为举止的价值准则亦不尽相同。《小鲍庄》所建构的价值标准以帝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仁义”为核心，要求村民们本着仁义至上的原则，继承发扬祖先们的优良德行，是一种传承性、延续性的价值体系。也正因这种传承延续性加深了村民们头脑中对于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理解，人们偏向于在历史的观念中找寻人生慰藉，于是便牢牢禁锢在祖祖辈辈的约束下不求变通。当社会随着历史演进的潮流不断前进时，小鲍庄依然是一副远古模样;新旧碰撞，传统“仁义”的脆弱内核在外界只求功利不讲仁义的标准下极易被扭曲。村民们从捞渣的死中捞取了不少好处，是作者将“不仁不义”之类行为在小说最后描绘到极致的妙笔。
《遍地枭雄》一反都市文学的惯用题材，笔锋转向描述青少年成长困境中面临的道德危机问题，以成才与犯罪、英雄与枭雄仅一步之遥的鲜明刻画来警示读者。大王作为故事中隐藏的主人公，其认知世界的价值体系受个人生活背景影响，带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而通观四人所处的时代，在对经济建设及城市发展大力扶持的进程中，对青少年人格发展与未来道路选择的关注明显不足，必将极易导致年轻一代的价值判断根基不稳，作者怀揣着对未来的危机意识就此展开了隐喻的书写。
三、从信仰氛围的缺失看道德危机的弥漫
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相承千余年的帝制(封建)道德文化在经历社会转型、生产力转变后，在小鲍庄早已煺却其传统本色，受外部世界和外来条件的干预影响，乡土乡民们的原有生活形态被打破。捞渣生前的小鲍庄还算是一个残存有传统“仁义”基础的小集体，在其去世后，这种集体性却因乡、县、市里各级领导的强行介入而濒临摧毁，“仁义至上”的标签已变为“不仁不义”。《小鲍庄》的文学标志意义，就在于宣告中国乡土农村传统“仁义”秩序的彻底崩溃，这其中包含了作者强烈的反讽批判。
捞渣救了他人，这本是一桩不平常的普通事件。然而故事发展下去便充满了滑稽与悲哀：一个普通孩童竟然蜕变成村庄里的小“君子”;有好事者写稿后偶然受到地区党报的关注，进而被改造成乡间的少年“英雄”;之后，省报记者发现了事件的关键所在——捞渣原来是深受革命道德精神的影响而具有如此高尚的情怀;再后来，县委书记亲自拜访小英雄的父母，省团委正式命名鲍仁平(捞渣的学名)为少年英雄;捞渣的土坟被迁葬到村庄正中央，当然也要竖立“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在这一系列变化过程中，传统的“仁义道德”被改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德话语，纳入某种价值体系中。“作为英雄的捞渣成了小鲍庄人(还有其他村庄的人)精神建构的力量，成了人们欲望追求的现实标尺。”[2]
《遍地枭雄》所显现的城市危机则更多倾向于展示青年成长之路上的道德危机。那些枭雄们因为在成长历程中始终处于自身难以发展的境地，他们对人生的理解只能走向虚无和破灭，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只能走向自弃与自毁。在与社会恶性循环的激烈对抗中，在精神道德危机的困境中，必然滋生年轻人的破坏性与残酷性。《遍地枭雄》中的大王有一篇自我演说很能说明问题，他的表白虽然杂乱荒唐，但明确展示出他对现有社会的制度、权威、观念、传统的蔑视和冒犯，甚至进而故意挑战社会，以叛逆的心态和行为冲撞社会文化。“因社会意识形态的混乱无序、文化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成长者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落、混乱、迷惘和困惑，而中国当代青少年一部分成长者的叛逆也已显露出‘反文化’的性质和方向。”[3]这就给人们指出一个难题：21世纪的中国城市乡镇，解决青少年成长方向的问题与应对人口老龄化赡养的问题同等重要。
小说中的四位青年在流离失所的人生道路上，与命运进行无畏的抗争。他们在缺乏社会关怀、缺失理性指引的状态下，不断否定现存价值体系，因彻底不妥协的反叛社会而走向自我毁灭。这种对社会极端仇视与对立的故事，已经不单纯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教育失当的悲哀。作者试图通过艺术表述来说明：没有理性与精神道德的约束，个体生命将会出现悲惨的成长停滞。显然，为解决城乡青年生存道德的危机，需要政府和社会着力加强优良价值体系和精神观念的引导与关怀，这也是每一位读者阅读《遍地枭雄》后自然得出的认识。
从《小鲍庄》到《遍地枭雄》，王安忆客观上提出的最终疑问是：一方面，经历了20世纪社会大动荡的中国，原有的传统道德文化基础早已受到摧残破坏;另一方面，随着近几十年来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更加促使已经腐蚀破败的道德文化土壤加速流失。因而，现实城乡变革中面临的生存状态恶化及精神道德危机现象都与人文价值体系的缺失紧密关联，因着信仰氛围的普遍匮乏引起道德危机的无序泛滥。然而，如何建构正确的精神价值体系和人生道德观?作者显然无法给予明确的回答，只能留给读者去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