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李贽、汤显祖和袁宏道，一直是晚明文学的四面旗帜。但这四位名士之间，却没有太多的交集，除了袁宏道与李贽、汤显祖有过几次面晤外，其余诸人之间并没有当面交往的确凿记载。特别是徐渭、汤显祖这两位身兼诗歌、戏曲创作的两栖作家，既是晚明文学思想研究的焦点，又是明代戏曲史中的宠儿。可惜二人终生未能谋面，那么，我们对这两位文学巨擘可能并肩作战或衣钵授受的历史细节，只能依靠一些书信上的交往来还原了。这个时候，他们文集中的赠答诗歌、尺牍及仿效之作，就成了勾勒二人文学互动的关键线索。而汤显祖的《芳树》和徐渭的《渔乐图》，正是打开汤、徐二人神交世界的一把钥匙。
明万历八年(1580)，徐渭应好友张元忭之召游历京师，在北京住了约两年时间，于万历十年(1582)离京南归。在这段时间里，徐渭的阅读、交游相当广泛。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汤显祖的诗集《问棘邮草》，对之大加赞赏，不仅随读随批，而且作《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诗一首。诗曰：“兰苕翡翠逐时鸣，谁解钧天响洞庭。鼓瑟定应遭客骂，执鞭今始慰生平。即收吕览千金市，直换咸阳许座城。无限龙门蚕室泪，难偕书札报任卿。”大概同时，他又创作了七古《渔乐图》一篇，明言仿效汤显祖《芳树》之作。当时徐渭已经六十岁，而对方三十出头，尚未登第，以长辈身份效体后生，这在中国文学史上颇为罕见，足见他对这位年轻人的文字的喜爱。很快，纯粹的作诗行为(拟寄而未寄)已经无法充分地抒发徐渭的阅读情绪了，所以他动笔写了一封信，托一位临川的友人捎带给汤显祖，这应该是在汤氏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登第之前的事。文曰：“某于客所读《问棘堂集》，自谓平生所未尝见，便作诗一首以道此怀，藏此久矣。顷值客有道出尊乡者，遂托以尘。兼呈鄙刻二种，用替倾盖之谈。《问棘》之外，别构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湘管四枝，将需洒藻。”(《与汤义仍》)徐渭在信中附上了《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一诗以及自己的已刻诗集二种。但汤显祖文集中唯一一篇寄徐渭的文字，却是迟至万历十六年(1588)的《秣陵寄徐天池渭》。诗曰：“百渔咏罢首重回，小景西征次第开。更乞天池半坳水，将公无死或能来。”可知当时汤显祖已读过《渔乐图》(徐诗有“谁能写此百渔船”一句)。二人生前的交往，仅此而已，甚至未有一面之缘。徐渭离世后，汤显祖写信给山阴知县余懋孳，希望他能够关照一下徐氏后人。两位文学大师的神交故事，就此告一段落。
本来这是一段还算完满的文学往事，直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爆料和吐槽。沈氏回忆亲历见闻云：“文长自负高一世，少所许可。独注意汤义仍，寄诗与订交，推重甚至。汤时犹在公车也。余后遇汤，问文长文价何似，汤亦称赏，而口多微辞。盖义仍方欲扫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长。”沈氏的这段话也许不太友善，却很符合他“野获”历史的书写宗旨。即便“义仍方欲扫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长”是他的臆测想象之辞，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他当面听闻汤显祖“口多微辞”的真实性。由此，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徐渭、汤显祖交往的几条当事材料，的确徐渭的态度非常鲜明，而汤显祖的态度多少显得有些模糊和平淡。这种非对称、不平衡的交往局面，到底是由于史料缺失造成的，还是两人的观念差异所造成的?如果是前者，我们固然无力探究;但若是后者，则厘清二人神交之事背后隐藏的诸多繁杂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接近事件的本质。这时候，有一个问题首当其冲，即徐渭模仿《芳树》创作《渔乐图》，到底想对汤显祖说些什么?
芳树
谁家芳树郁葱茏，四照开花叶万重。翕霍云间标彩日，笭丽天半响疏风。樛枝软罣千寻蔓，偃盖全阴百亩宫。朝吹暮落红霞碎，雾展烟翻绿雨濛。可知西母长生树，道是龙门半死桐。半死长生君不见，春风陌上游人倦。但见云楼降丽人，俄惊月道开灵媛。也随芳树起芳思，也缘芳树流芳眄。难将芳怨度芳辰，何处芳人启芳宴。乍移芳趾就芳禽，却涡芳泥恼芳燕。不嫌芳袖折芳蕤，还怜芳蝶萦芳扇。惟将芳讯逐芳年，宁知芳草遗芳钿。芳钿犹遗芳树边，芳树秋来复可怜。拂镜看花原自妩，回簪转唤不胜妍。射雉中郎蕲一笑，凋胡上客饶朱弦。朱弦巧笑落人间，芳树芳心两不闲。独怜人去舒姑水，还如根在豫章山。何似年来松桂客，雕云甜雪并堪攀。
渔乐图都不记创于谁，近见汤君显祖，慕而见学之
一都宁止一人游，一沼能容百网求。若使一夫专一沼，烦恼翻多乐翻少。谁能写此百渔船，落叶行杯去渺然。鱼虾得失各有分，蓑笠阴晴付在天。有时移队桃花岸，有日移家荻芽畔。江心射鳖一丸飞，苇梢缚蟹双螯乱。谁将藿叶一筐提，谁把杨条一线垂。鸣榔趁獭无人见，逐岸追花失记归。新丰新馆开新酒，新钵新姜捣新韭。新归新雁断新声，新买新船系新柳。新鲈持去换新钱，新米持归新竹燃。新枫昨夜钻新火，新笛新声新莫烟。新火新烟新月流，新歌新月破新愁。新皮鱼鼓悲前代，新草王孙唱旧游。旧人若使长能旧，新人何处相容受。秦王连弩射鱼时，任公大饵刳牛候。公子秦王亦可怜，只今眠却几千年。鱼灯银海干应尽，东海腥鱼腊尽干。君不见近日仓庚少人食，一鱼一沼容不得。白首浑如不相识，反眼辄起相弹射。蛾眉入宫骥在枥，浓愁失选未必失。自可乐兮自不怿，览兹图兮三太息。噫嗟嗟乐哉，愧杀青箬笠。
徐朔方在《汤显祖评传》中提到《芳树》，以为七言歌行中若干字词适当重现，以使音节浏亮，意想回环，为修辞一巧。并举例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江”字十五见，“月”字十二见，流利自然，不嫌犯复。徐先生指示的汤显祖学诗方向固然没错，即他早年有较明显的宗尚六朝、初唐诗歌的痕迹。但《芳树》中“芳”字在固定段落中的比重和出现频率之高，远远超过了《春江花月夜》中的“江”“月”等字，已不是“适当重现”、“流利自然”所能解释的了。如果将《春江花月夜》视为一篇高字频的作品，那么《芳树》《渔乐图》中的叠沓文字，理应被视作超高字频的段落，以示区别。而且初唐的《春江花月夜》《代悲白头吟》等歌行虽然在高字频技法的使用上非常成功，却并非此类技法的始作俑者。笔者有幸在齐梁诗歌中找到两首作品，即萧绎的《春日》和鲍泉的《奉和湘东王春日》，有理由相信这才是汤显祖学习效仿的原始对象： 春日
春还春节美，春日春风过。春心日日异，春情处处多。处处春芳动，日日春禽变。春意春已繁，春人春不见。不见怀春人，徒望春光新。春愁春自结，春结讵能申。欲道春园趣，复忆春时人。春人竟何在，空爽上春期。独念春花落，还似昔春时。
奉和湘东王春日
新燕始新归，新蝶复新飞。新花满新树，新月丽新辉。新光新气早，新望新盈抱。新水新绿浮，新禽新听好。新景自新还，新叶复新攀。新枝虽可结，新愁讵解颜。新思独氛氲，新知不可闻。新扇如新月，新盖学新云。新落连珠泪，新点石榴裙。
通过对比汤、徐二诗与萧、鲍二诗不难发现，无论是四首诗中超高字频段落的长度，还是关键字眼在对应段落中的比重和出现频率，都非常近似。公元六世纪的两首作品，全篇皆超高字频段落，萧诗共18句90字，“春”字出现23次，鲍泉和作亦18句90字，“新”字出现30次;而十六世纪的两篇效作，汤诗的超高字频段落共12句84字，“芳”字出现23次;徐诗的相应段落亦12句84字，“新”字出现29次，相隔千年的前后照应相当齐整。汤显祖对萧绎的模仿，无论是超高字频段落的长度，还是关键字眼的出现次数，基本上保持了一致。而附和者鲍泉、徐渭二人作品的相同之处，亦俯首皆是：一是他们在超高字频段落长度的处理上完全遵从于原作者;二是他们在单位长度的叠字频率上明显胜过了原作者;三是他们都选择了“新”字作为全诗复沓回环的关键字眼。总的来说，这四首诗都是典型的逞才弄巧之作，尤以鲍、徐二作为甚。在空间层面上，鲍泉向萧绎炫才，徐渭向汤显祖炫才，具体表现为叠字频率的加快;而在时间层面上，汤显祖既然学习萧绎，徐渭便只能顺着惯性效仿鲍泉，“芳”和“春”虽然在意象上多有相近之处，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字，而徐渭干脆直接搬用了鲍泉的“新”字，欲与先贤一比高下之意，昭然若揭。
汤显祖之所以创作这首《芳树》，与他年轻时专攻《文选》、诗学六朝有关。在他之前的明人并非没有类似作品，如一向标榜六朝的唐寅，其名篇《桃花庵歌》就是典型的高字频作品。但无论是唐人的《春江花月夜》，还是明人的《桃花庵歌》，核心字词的复沓回环都是比较节制的，不至于对整首诗的流畅性造成伤害，而且复沓技法的前后运用保持了较好的平衡感，允许多个不同的复沓字词在文本中并存，这些都是在歌行体中运用复沓回环手法的主流方式。汤显祖则不同，他学萧绎的痕迹远超过学张若虚，采用的是单字超高频的语言形式，借鉴汲取的是齐梁五言的纤巧，而不是初唐歌行的清丽缠绵。他又确实有才气，没有生硬地两条路选其一，而是对萧绎的超高字频技法和谋篇布局作了创造性的改变。萧绎、鲍泉的作品，只能算是诗人对文字细部技巧的一种刻意探索和尝试，在齐梁时期固然有它们特定的文学史意义，但诗歌的内容和情感终归贫乏。故汤显祖在创作《芳树》的时候，采用了将文字技巧和情感流露递次展现的方法，在结构上设置了双层高潮，即首先运用超高字频的复沓回环，在语言层面将读者推向第一个阅读高潮;然后运用引譬连类之法抒怀个人际遇，写不遇之郁结，发不平之鸣响，在情感层面将读者引入第二个阅读高潮。这样的创作手法，较之《春日》变得情绪更饱满，较之《春江花月夜》变得技巧更复杂，总的来说还是很成功的。
然而问题出现了。徐渭一贯反对模拟，但从他学步鲍泉可以看出，他读过萧、鲍二作的可能性极大，应该明白这是在效仿前人。他所说的“不记创于谁”，只是认为这种高字频的写作技法有更早的文学源头。而且他一向强调文学本色，主张独抒性情，可《芳树》和《渔乐图》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却是技法层面的袭承和突破，在文字雕琢上用心甚多。这些都与徐、汤二人在传统文学史中的文学解放者形象不尽相符。我们不禁要问，徐渭有违自己的文学主张，一意效仿《芳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徐渭效作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学界认为的在反对文学复古一事上呼应汤显祖，而是汤显祖诗中以芳树自喻的写法，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徐渭强烈的际遇认同感。《芳树》作于万历五年(1577)，正是汤显祖第三次春试落第之时。诗中“惟将芳讯逐芳年，宁知芳草遗芳钿。芳钿犹遗芳树边，芳树秋来复可怜”诸句，正是文人会试失意的典型写照。较之赴京应试之前“拂镜看花原自妩”、“朱弦巧笑落人间”的自信，下第后的汤显祖对将有涯之生寄付科举之事的合理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结尾“独怜人去舒姑水，还如根在豫章山。何似年来松桂客，雕云甜雪并堪攀”之句，大有寄情故乡、不愿再赴名利场的自嘲之意。而站在诗歌另一端的读者徐渭，一生失意科场，连举人都不是，他对汤显祖诗中流露出的这种失落情绪，恐怕深有体会，甚至可能戳中了他的痛处。一方面，强烈的际遇认同感促使他专门回应了这篇作品;另一方面，他用渔乐的譬喻将自己感悟到的另一种人生态度与汤显祖分享，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宽慰和开导的方式吧。
在某种程度上，徐渭效汤显祖作《渔乐图》，只是读者在强烈的阅读快感过后，进行了一次余兴溢出的创作行为而已，谈不上太自觉的文学批评或立场问题。现今《问棘邮草》的最常见版本，是《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刻二卷本，眉批处有大量的徐渭评语。是集共录诗赋作品176篇，其中75篇附徐渭评语，在数量上颇具规模。评语中使用最多的，是“六朝”、“初唐”二词，都是正面的、褒义的评价，可见徐渭虽然一贯强调文学的本色和性情，却也不排斥六朝诗歌的纤巧、秾丽和新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这些批量评语比单篇效作更有论证上的说服力。恰巧的是，本文讨论的《芳树》篇，却没有一字评点，究其原因，正是《芳树》的奇巧形式下的那颗才子自怜之心，触发了徐渭的际遇认同感，所以他觉得用创作而不是评点的方式来呼应自己内心的律动，更加合适吧。遗憾的是，青年才俊的汤显祖，未必能够领会暮年徐渭的用心，他读到《渔乐图》并作诗回函，在万历十六年(1588)。此时他正在南京詹事府任上，是其政治生涯中的平顺时期。虽然同为强调本色性情的作家，但汤显祖毕竟是主流体制下的中央官员，他有自己的儒家理想和价值观念，在政途较为顺畅、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人生情势下，他对徐渭的认识终究是有隔阂的。直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汤显祖上任遂昌知县，经历了贬谪徐闻的磨难，其心境早已今非昔比，故听闻故人子弟的潦倒境遇，回头再看徐渭早年对他的开导和期许，可能有更深切的体会。他为此事奔波不遗余力，专门写信给余懋孳，或许有这方面的的私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