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元和时代韩愈推尊李杜以后，王维已难以与李杜比肩，但在后世多数论者看来，王维才是“盛唐之音”的“正宗”。特别在近体诗尤其是律诗的确立与新变方面，王维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通论七律》中把王维、杜甫的七律分为两大派别，他说：“何谓二派?一曰杜子美，如太史公文，以疏气为主。雄奇飞动，纵恣壮浪，凌跨古今，包举天地，此为极境。一曰王摩诘，如班孟坚文，以密字为主。庄严妙好，备三十二相，瑶房绛阙，仙官仪仗，非复尘间色相。”关于王、杜七律何者为高，后世也有许多争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说道：“七言律独取王、李而绌老杜者，李于鳞也。夷王、李于岑、高，而大家老杜者，高廷礼也。尊老杜而谓王不如李者，胡元瑞也。谓老杜即不无利钝，终是上国武库;又谓摩诘堪敌老杜，他皆莫及者，王弇州也。意见互殊，几成诤论。”不过，今天看来，七律一体成熟极致于杜甫已是不易之论。而于五律这一体，王维却颇足以与杜甫相颉颃。
王维五律素以精工优美、空灵淡泊著称。对其创作特点与成就，前人已多所论及。而其文学史意义，则似乎还需要进一步抉发。关于此，我们拟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 独构一种诗体典范
站在今天的接受视域来看，五律大致有几种范型。除去以李白、孟浩然等人所作“古风式非‘常格’五律”(李锳《诗法易简录》)以外，王维式五律和杜甫式五律是最重要的两种范型。王、杜五律基本都秉承“沈宋”、杜审言五律纯以律法运行、句裁字密的路数，但“少陵五言律，其法最多，颠倒纵横，出人意表”(陆时雍《诗镜总论》)，与王维的“固定套路”还是有着明显区别，也分别有着不同的传承路线。
杜甫五律，法式最多，不一而足。就句法而言，杜甫“善于用事及常语，多离析或倒句”(王得臣《麈史》);就对法而言，往往看似不对或对得十分朴拙，实际上却是非常工整，并且寄慨遥深。相形之下，王维五律法式则较为平直单一。最“标准”的章法是起承转合井然有序，起句多平平，常直接点题，如《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等。接着颔联、颈联写景或写人在景中的活动，而这往往是诗中最精彩之处。对此特点，前人多有论述。王夫之《唐诗评选》中评王维《酬张少府》曾说“右丞每于后四句入妙，前以平语养之，遂成完作”。说是“每于后四句入妙”，恐不尽然，但却道出王维五律结构平易的特点，这与杜甫惯常“语用倒挽”有很大的区别。其于章法布置随顺自然，由其渐入佳境，从中也可看出王维不用机心、淡泊随适的人生态度，但并不妨碍代表贵族诗风的王维讲求格调律法，他的五律中二联往往句式互异，并肩对与流水对杂用，句法一疏一密，处处见出格调，极具范式价值。最后尾联略加合拢，或放或收，完足题意。值得注意的是，王维五律中二联少用典，尾联却用典较多，特别是一些酬赠诗。如《送邢桂州》《送梓州李使君》《山居秋暝》《凉州郊外游望》《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汉江临泛》《和尹谏议史馆山池》《奉和杨驸马六郎秋夜即事》《送崔三往密州觐省》《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送孟六归襄阳》诸诗尾联，或正用或反用，皆取古人故事。沈德潜即称《送丘为落第归江东》末联“知祢不能荐，羞称献纳臣”是“反用孔融荐祢衡事”以表“自咎”之意(《唐诗别裁集》)。尾联用典显得整首诗雅洁精致，饶有兴味。
句法上王维五律亦多用常见语式。音节多数是“二一二”或“二二一”，“变格”句式远较杜甫五律为少。如果是“二一二”结构，其中那个单音节字一般是动词，极少杜诗常用的如“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空囊》)、“檐雨乱淋幔，山云低度墙”(《秦州杂诗二十首》十七)、“幽花欹满树，小水细通池”(《过南邻朱山人水亭》)那用形容词修饰名词的用法。语法形式多是“状语+主谓”(状语可修饰主语也可修饰谓语)，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或者纯粹的主谓结构，如“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其实，杜甫造语语法类型的丰富、词性运用的灵活及好用双声、叠韵词的习惯，只要看他的两个相似的对句就足见一斑：“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上兜率寺》)与“江山城宛转，栋宇客徘徊”(《上白帝城二首》其二)。相形之下，王维五律更显“无意”，然而此“无意”中自有“有意”在。就其“无意”一面而言，王维五律的句式实际上就是汉语最为普遍的句式，自汉魏五言诗兴起特别是齐梁新体以来诗人们最惯常使用的句式，用在五律一体中，之前则有陈、杜、沈、宋，并非王维独创。其整体章法亦是如此，起承转合直顺而下也是初唐律诗中最普遍采用的章法格式。更重要的是，其作品整体予人一种淡远无心之感，不见刻露之迹;而就其“有意”一面而言，结构谨严，用语精雅，音调协和，对仗工切，细考其声律，分毫不爽，自是右丞家数。
可见，王维五律的意义之一就在于用这样一种既自然随顺又精致工整的形式创造出五律新的范式，把“格调整齐，时有近拙近板处”的“初唐体制”变化成许多诗论家眼中的盛唐诸体之最。清人姚鼐说：“盛唐人诗，固无体不妙，而尤以五言律为最。此体中，又当以王、孟为最，以禅妙悟论诗者正在此耳。”(《今体诗钞》)此说当然是姚鼐自己的一家之言，但王维五律为盛唐典范确为的论。
二、 标举一个美学至境
王维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五律范式，在美学上，也为这种当时并不完全成熟的诗体“量体裁衣”似的创造了一种为后世所推崇的美学境界。
王维五律“清淡”诗风的来源一般认为是陶渊明的五古，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得陶诗神韵的不只有王维，沈德潜论唐人学陶云：“王右丞得其清新，孟山人得其闲远，储太朴得其真朴，韦苏州得其冲和，柳柳州得其峻洁。”但王维诗风有其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王维五律清淡之中有丽质，故而显得“清丽”。这种清丽主要来源于谢灵运。王世贞评谢灵运诗“至秾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则非余子所可及也”(《书谢灵运集后》)，无独有偶，章学诚在《王右丞集书后》说“摩诘萧远静谧，淡然尘外，诗文绚烂归入平淡”，这不相连属的两个评价却道出谢、王二人审美取向和艺术境界的相似。沈德潜还曾将谢诗与陶诗作过比较：“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陶诗胜人在不排，谢诗胜人正在排。”(《说诗晬语》卷上)总的来说，王维五律“自然”的胜境既是得陶诗之“自在”，又是得谢诗之“精工”，在“排”与“不排”之间。就风貌讲，有的诗显得简古一点，有的诗显得清丽一点，但简古者不似陶潜直用家常语，清丽者也较少谢客之精琢与富艳，王维五律有自己专属的美感。其次，不同诗体有着相对较为固定的审美属性，律诗总的来说是以精致为佳，王维五律中一些作品特别是一些应制诗是写得十分精致的，如“径转回银烛，林开散玉珂”(《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座客香貂满，宫娃绮幔张”(《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柳暗百花明，春深五凤城”(《早朝》)、“九门寒漏彻，万井曙钟多。月迥藏珠斗，云消出绛河”(《同崔员外秋宵寓直》)等，处处体现盛唐都城贵族文化的审美趣味和初唐以来五律诗体的美学规范。即使是晚年所作的淡泊清远的作品也仍可以见出秀雅的特点，同时代人殷璠在其所辑的《河岳英灵集》序中就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王维五律美学建构的意义之一就是把本属于陶渊明、谢灵运在五言古诗中的审美意味部分地移植到一种新的有自身审美规范性的诗体之中，并经过一番微妙的“化学反应”，融合时代的赐予与自身的感悟，创造出一种新的既源于古人又属于自我的美学境界。王维诗空灵淡泊，风华洁丽，富于禅趣且充满生命节律活泼的静美，这种境界既是不可复现的盛唐高标的展现，在后世“神韵”论者看来，在诸多“清淡派”诗作之中，王维诗才是真正的无可争议的典范。关于这点，后世“神韵”论的集大成人物王士禛在他晚年编选的《唐贤三昧集》中选录唐代44位诗人的415首诗，其中王维一人的作品就入选有112首，占到全集数目的四分之一还多;而入选作品数量排第二的孟浩然只有48首被选入，足可说明王维在“宗唐盟主”、“神韵宗主”王士禛心目中的“唐音正宗”、“神韵正宗”的地位。
王维诗就是这样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后亦罕闻的美学的至境，在与外在景象不期而遇中完成对自身内在生命的观照，物我两适，一片化机。当然这种境界是就王维诗总体而言，本不单指五律。且五律因为有一些格式的限制，或许也并不是展示“神韵”的最佳范式。王士禛阐述他的诗学理念的时候，经常点名例举的是五绝：“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带经堂诗话》)但我们也要看到，实际上王维却能使五律也达到同样的审美境界，这正是他对五律诗体美学建构的重要贡献所在。姚鼐曾指出五律和禅悟的关系：“盛唐人诗，固无体不妙，而尤以五言律为最。此体中，又当以王、孟为最，以禅家妙悟论诗者正在此耳。”(《今体诗钞》)王士禛在另外一个场合也曾举王维五律的句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说明何者为“妙谛微言”(《蚕尾续文》)。
因此，王维在他的五律中展现出的高华境地和澄夐趣味，就不仅具有泛泛的美学价值，而且是中国古代五律创作史和诗体建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对五律这一诗体进行的一次新的美学规范。
三、 形成一脉创作影响
从创作模式上看，文学史上存在有一脉与王维五律承祧关系明显的诗人或诗人群体。略举大概，则有大历诸子、“贾姚”、“九僧”、“四灵”等。这些诗人在体裁选择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多采五律。姚合编《极玄集》，以王维为开篇，所选绝大多数为五言律诗。此书被晚唐山林隐逸诗人奉为写作范本，从中可见这派诗人的诗体偏好。而且，他们的写作题材和模式也与王维近似。我们就一些比较突出的相近之处简单谈一谈。
这一派诗人的五律一般是开篇点题，末联收合题意，而于中间两联格外着力，这恰是王维五律的特点。刘长卿、钱起、郎士元等大历诗人作五言律诗时便有精心锤炼中间两联的倾向，但整首诗尚可意思完足。到了贾岛，中两联与全诗虽有脱节之嫌，但无疑也是着力最多者。清人贺裳指出：“贾专写景，意务雕搜。”(《载酒园诗话》)到了九僧、四灵，此法尤甚。许印芳评九僧诗就说：“其诗专工写景，又专工磨炼中四句，于起结不大留意，纯是晚唐习径……此等诗病皆起于晚唐小家，而九僧承之，四灵又承之，读其诗者，炼句之工，犹可取法。至其先炼腹联，后装头尾之恶习，不可效尤也。”(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正因为头尾是“后装”的，往往只是平平地敷衍题意，凑合完篇。
至于说用语习惯，这派诗人与王维也颇为接近，诗中很少杜甫式的将一副词或形容词置于句首或使用双声叠韵作对仗的构句。如贾岛诗“废馆秋萤出，空城寒雨来。夕阳飘白露，树影扫青苔”、“石缝衔枯草，查根上净苔。翠微泉夜落，紫阁鸟时来”，意象选择、语法结构、音节划分都基本一样，是较为典型的王维式对句。至若徐照“众船寒渡集，高寺远山齐。残磬吹风断，眠禽压竹低”(《题衢州石壁寺》)，徐玑“寒烟添竹色，疏雪乱梅花”(《孤坐》)、“寒水终朝碧，霜天向晚红。蔬餐如野寺，茅舍近溪翁”(《冬日书怀》)，翁卷“轻烟分近郭，积雪盖遥山”(《冬日登富览亭》)，赵师秀“石坛遗鹳羽，粉壁剥龙形”(《桐柏观》)、“池静微泉响，天寒落日红”(《壕上》)，亦复如此。
从审美特征看，王维五律开出所谓的“清淡”一派。我们先梳理一下“清淡”一派。在五律创作中体现清淡风格的，除了之前我们说的大历诗人、“贾姚”“九僧”“四灵”，较为著名的诗人或诗派似乎还可加上宋代的梅尧臣、明末的竟陵派、清代的神韵诗派和浙派。“清淡”风格一派的缘起，前人往往归之于张九龄。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之以风神者也。”确实，“张九龄的写景诗虽然大多风格典重密实，却又别具一种清高脱俗的气质，在襟怀与气格的融汇之中往往形成既孤清又远旷的艺术境界”(许总《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00页)。不过，清淡诗派的形成有一个共同的佛禅思想背景，自唐以后，清淡的诗风与禅悦的境界就不无关系。谈到对佛禅的倾心，王维自不必说，大历诸子与佛禅亦颇为接近。之后贾岛曾经出家为僧，“衲气终身不除”(陆时雍《诗镜总论》)。而在“四灵”那儿，从徐照《山中》诗语“野蔬僧饭洁，山葛道衣轻”和赵师秀《龟峰寺》诗语“萤冷粘棕上，僧闲坐井边”中也可看出其与王维、贾岛诗不仅题材接近，思想基础也相似。其后的钟、谭、厉鹗亦复如此。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以后清淡一派的实际“盟主”是最早将诗境与禅境合二为一的王维。
但是，随着“盛唐时代的一去不复，王维诗歌的雍容和缓之态，对于灰暗压抑命运中彷徨无奈的文人寒士来说近乎遥不可及的缥缈云山”，于是清淡诗风日渐衰颓，“贾岛的‘变格入僻’(王定保《唐摭言》)，既有对王维所确立的艺术范式的承绪，又创造出苦思奇僻的新范式”。不过，贾岛毕竟还是与“清深闲淡”的“王、孟、韦、柳”一脉相承，“以此观之，王维诗歌虽未在后世形成宗派，但其诗歌艺术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艺术背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渗透到后世的诗歌创作中去，因而在后世发挥着巨大而持久的深刻影响，贾岛及其追随者们的诗歌创作就是这一影响力的一种较为突出的体现”(袁晓薇《从王维到贾岛：元和后期诗学旨趣的转变和清淡诗风的发展》，《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第2期)。
就唐代大诗人对后世的影响而言，王维有他的特殊性。由于他曾接受伪职，在宋代士人群体中自然不会得到普遍的赞誉，但王维仍有他自身的特点。一方面，优游山林，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的人生态度成为了他之后许多文人选择的姿态，而且不只是末世文人。闻一多先生说，贾岛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或许更准确地说，贾岛是每个末世和带着末世特征的时代共同的贾岛，而王维则是近世以来每个时代共同的王维，从距他不远的大历文人到清代盛世氛围下的“神韵”诗派，我们都可以看到王维的影子。另一方面，王维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盛唐韵味、格调也必然成为后世对那一个再也回不去的遥远的梦的追忆和追求。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就评价王维《观猎》诗云“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绝顶，盛唐诗中亦不多见”，这样看来，王维不仅成为“神韵”论者的偶像，同时也是“格调”论者的典范，这种待遇，恐怕连杜甫也未曾有过吧。似乎我们还可以这么说，代表王维诗歌最高成就之一的五律的创作不仅具有完善一种诗体的价值，而且对中国近古文学史进程的构建也有着别样的意义。
其实，我们今天翻开一本明清人的诗集，读到一首五律，我们会说这首是王维式的，那首是杜甫式的;这首是王维式的但带点杜甫的味道，那首是杜甫式的但带点王维的味道。如果是这样的话，王维五律的文学史意义也就“尽在不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