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人性论
孔子曰性相近。孟子说，人性善。《孟子·告子上》中，孟子提出“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上性之善也，鼬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以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只是，以上种种皆是书中之见，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邪恶犯罪事故，都是因为他们被逼迫所使然吗?此时，我们又会疑惑：人性真如孟老父子所描述的那般善良和纯洁吗?可想而知，现如今大多数的犯罪事故皆是由于人性的贪念罢了，这时，即使我们不认同荀子的“性恶论”，也多半会同意告子的观点了——“人性之分于善不时，犹水之分无分于东西也。”
荀子认为，人性虽恶，但可以经过教化而变善。
二、现代人性论
现代人性论认为：人的本质由主体性、客观性和内在性三方面组成。这三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自由是人类本质的主体方面，社会历史性是人类本质的客观方面。
总而言之，古今对于人性论的观点基本是不谋而合的，即是善恶兼具，因而不可绝对的评价人性的“绝对善”也不可妄加评定人性的“绝对恶”。接下来就以莫言小说《红高粱》具体为例，阐述人性的善恶变化以及人性变化反映在人内心的激烈斗争与冲突。
三、《红高粱》中人性模糊的具体事例：
莫言在《红高粱》开篇处意指先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日的繁荣生活，这是祖先的人性善的一面，而今日的“不肖子孙”即是现今的人们却似乎忘记了前辈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也不曾缅怀那些抗战英雄，“舒适悠哉地”过着所谓“属于我们这个年代的”日子。现今人们对铮铮历史的漠视和无视，就是种的退化，即是人性恶的一面。先辈的人性善与后辈的人性恶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反差，这何尝不是一种讽刺，对人性的讽刺!
虽然说，一千位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于读书、于观人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相信翻开《红高粱家族》细细读来，每一位读者都能够被莫言那天马行空般让人叹为观止的笔调所打动，能够被他那别出心裁的描写所倾倒。但是仔细品味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全书作者关注的重点，莫言煞费纸笔着重描写的地方往往集中在对人性对事物丑陋之处的描写上，更为甚者，从莫言的描写中我们往往可以感受到，他很享受起码是让人感觉他很享受这样的事物以及如此事物的发展过程。最显而易见的例子莫过于罗汉大爷在被日寇威逼之下的孙五活剥而死的过程，作者淋漓尽致的描述了这一整个让人惨不忍睹的过程而且格外的形象生动，仿佛他是在欣赏在品味，觉得十分有趣，十分的享受。“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的跳动，打击的瓷盘叮咚叮咚响。孙五操着刀，从罗汉大爷头顶上外翻着的伤口剥起，一刀刀细索索发响。他剥得非常仔细。罗汉大爷的头皮褪下。露出青紫的眼珠。露出一棱棱的肉。大爷被剥成一个肉核后，肚子里的肠子蠢蠢欲动”。莫过于《狗皮》中，小姑姑在身处险境就要被杀戮的关口，竟然可以觉得鬼子的脸，美丽温暖漂亮亲切。这样的场面，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莫言在作品开始时就说，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的感到种的退化。言下之意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退化了，而且是“种”的退化，也就是人性丑陋的一面，人性之恶的一面的生动体现。莫言认为其通篇塑造的以余占鳌为首的人物是英雄是楷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就拿余占鳌来说，小说中他有为了保护高密东北乡奋勇抗日的英雄一面，体现了人性之善，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就可以制造灭门惨案的人，也是一个为了私人恩怨就可以打家劫舍的人，同时是一个一时冲动就可以滥杀无辜的人，更是一个为了一己私利就可以发行“骑虎票子”剥削老百姓的人，这些都是余占鳌人性丑陋的一面，人性之恶的一面。
莫言对《红高粱》中人物的塑造，更多的是出于人的自然性的一面，描写了人物赤裸裸的自然本性。人的自然本性有善就有恶，善恶是人性的两个极致点，何时显现出来，如何显现出来，就看人的本性欲望是什么了。
四、结语：
此篇文章主要是严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人性演变，人的本性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欲望和贪念可以瞬间转变一个人的本性，亦可以说：人的本性皆包含善与恶，即人人都是模糊人性的存在体。人无所谓什么“人上人”，也无所谓什么“下等人”。人应该控制好其人性的善恶两面，不至于因人性善多么造福于人类但至少不要因人性恶的一面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相信保持好平衡，把握好度，即使是带有模糊人性的人类，也会向着好的方向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