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雷雨》出版已有八十余年，由于该剧与西方戏剧的关系密切，特别是与古希腊悲剧的关系一直被人们争相研究。美国学者罗伯特·沃特曼曾提到过：“人们已经在索福克勒斯的三部曲和曹禺最初的三个剧本之间作过比较，其中关于《雷雨》的研究揭示出了它与《俄狄浦斯王》的渊源(沃特曼，1992)。”无数的研究表明《雷雨》这部剧作受到了古希腊悲剧的影响。然而，说到古希腊悲剧，我们不得不提及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诗学》，因为他是西方第一位从理论上对悲剧艺术作综合性、系统性概括，并奠定悲剧理论基础的古希腊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本文以《雷雨》为例来探讨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悲剧理论。
一、悲剧的定义
在悲剧史上，亚里士多德定义了第一个悲剧概念：“悲剧是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于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而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亚里士多德，63)。”在《诗学》里，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应该包括如下六个决定性的艺术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亚里士多德，64)”。
《雷雨》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作者把三十年的故事浓缩到一天。周朴园赶回家中，鲁侍萍因女儿四凤重新踏入周家，曾是夫妻的二人再次相遇，隐藏的秘密随之曝光。当年周朴园为娶有钱有门第的小姐逼着侍萍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冒着大雪离开周家，加上造化弄人，造成了三十年后父子不相识、同父异母兄妹相恋的局面。当残酷的真相被揭露，由于接受不了如此晴天霹雳般的事实，剧中人物便最终选择以死、疯或失踪来收尾。曹禺创造出了一部名副其实的悲剧，获得了很好的悲剧艺术效果。
二、人物关系和情节的复杂性
《诗学》第六章指出，“事件，即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亚里士多德，64)”。这里阐述了以激起人们痛苦和恐惧为目的的事件情节的重要性。而强烈的戏剧性首先体现在剧中巧妙的人物关系上。“《雷雨》之所以能出奇制胜，正是因为他塑造了一些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并通过血缘、情爱等各种矛盾的交织，展现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从而使得作品迸射出奇异的火花(朱熠，6)。”在此剧中，所有人物都置身于矛盾纠葛之中，每个人都与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形成一种复杂的关系网。所以说，每个人都有着多重身份，造成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剧中主要人物的多重身份如下表所示：
人物姓名 人物身份
周朴园 周公馆主、繁漪丈夫、周萍情敌、侍萍前夫
繁漪 周朴园妻、周萍情人、四凤情敌、周萍继母
周萍 周朴园大公子、繁漪情人、周冲兄
鲁贵 周公馆仆人、侍萍夫、四凤继父
鲁大海 罢工头、周萍同母兄弟、四凤哥
四凤 周府丫头、周萍爱人、周萍之妹
侍萍 周朴园前妻、周萍妈、鲁贵妻、四凤妈、鲁大海妈
在这张关系表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处于多重身份和相互联系之中，这就导致人物之间复杂情感的产生。我们先来看周萍和繁漪的关系。首先，他们是继母与继子的关系。周萍是周家的大少爷，早年母亲过世，生性怯懦，而繁漪作为知识女性，热爱自由，渴望轰轰烈烈的爱情，却常常一个人独守空房。两人互相吸引，日久生情，周萍趁机把她当成自己叛逆父权的发泄对象。然而，一旦两人的关系越界便发生了质的变化。繁漪拥有了情人与继母的双重身份，而周萍则从儿子变成了父亲的情敌。如此以来，繁漪发泄出了满腔热情，而周萍却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时承担自己乱伦的罪恶。对于周萍来说，他讨厌繁漪却又不便说出，以免招惹麻烦，同时在父亲面前又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样的多重人物身份使人物的情感错综复杂。另外，周朴园与鲁侍萍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他们因误会导致三十年未见面，当侍萍再次来到周家，得知女儿的主人正是周朴园时，心情极度痛苦。她的角色不仅仅是周家侍女的母亲，同时又是周朴园的前妻，周萍的母亲。再说鲁大海与周萍，本来是两个陌生的、代表两个阶层的仇敌，后来被告知竟是同母兄弟。
人物关系的复杂化导致剧情的扑朔迷离，这样的安排使整部戏的剧情随时都可能引发导火线，不得不使观众紧绷神经、全身心地关注剧情的发展变化。人物关系的多重性直接导致情节的复杂性，同时，由复杂的人物关系引出过往的种种经历，这样使情节在仅有的一天的讲述时间内显得更加饱满丰富。
三、“突转”与“发现”的应用
同样是在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指出，“突转，如前所说，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我们认为，此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发现，如该词本身所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亚里士多德，89)。”意思是说，构成情节时，作者使某一剧情突然发生逆转。虽然这一转变符合可然律或必然的规律，但却给观众或者读者带来不能预料的震撼。由此，剧中人物之间产生新的关系，观众也产生新的认识，故事的结局慢慢展现出来。在作品中运用突转和发现，能够使观众或读者在感情上经历一个跌宕的过程，获得惊心动魄的震撼力，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在《雷雨》中，曹禺成功地运用了“突转”的方法。第四幕当中，周萍要离家出走，在四凤的恳求之下，终于同意带她一起走。但是，紧接着，侍萍与鲁大海的突然出现，转变了二人的命运。一开始，在不知道女儿已经怀孕的情况下，侍萍无论如何也不肯让他们兄妹俩在一起，但她被告知女儿怀孕时，却突然转变态度，同意两人一起走。这里的第一次“突转”使兄妹二人绝处逢生。当他们准备走出客厅时，突然被繁漪挡住了去路，她说出自己不是周萍的继母。随后又把周朴园叫来，所有复杂的人物关系昭示于众，完成了又一次“突转”，剧情发展至此达到全剧的高潮。有关周萍和四凤兄妹俩的情节在最后一幕里完成了两次“突转”的过程。
另外，《雷雨》中的“发现”无处不在，对剧情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部剧中，“发现”是通过侍萍登场后逐渐引发出来的。侍萍登场，当她一踏进周家客厅，便觉察出这里不同寻常的气氛，随后发现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紧接着，侍萍的“发现”一步步深入。她“发现”面前的周老爷竟然是当初那个无情无义的少爷，便意识到自己的女儿重蹈自己覆辙，被周家使唤当丫头。又“发现”女儿四凤与周萍这对同母异父的兄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居然有了孩子。剧情逐步展开，事实展现在观众面前。于是观众“发现”罢工头领袖鲁大海是周朴园的亲生儿子，而站在对立两个阶层的周萍和鲁大海竟是同父同母的兄弟。随着一个个真相被“发现”，紧张气氛愈演愈浓。
“通过曹禺本人的谈话，可清楚地了解到在《雷雨》创作中，他有意识地运用了《诗学》中的“发现”和“突转”的理论原则(姜小凌，146)”。“突转”和“发现”的运用使观众出乎意料、迫不及待地探究下一个情节的出现，使情节跌宕起伏，从而达到吸引观众、增强作品艺术性的目的。
四、“三一律”的运用
新古典主义戏剧的基本规则之一就是三整一律，简称三一律。“即时间整一，剧中的时间不能超过24小时;地点整一，故事要始终发生在同一个地点;情节整一，情节必须集中统一(陈兆荣，27)。”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来说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确实与三一律的形成有关。在《诗学》第五章中，亚里士多德提到，“在长度方面，悲剧尽量把它的跨度限制在‘太阳的一周’或稍长于此的时间内”。随后的第八章中，他认为“情节既然是对行动的摹仿，就必须摹仿一个单一而完整的行动;应编制戏剧化的情节，即着意于一个完整划一、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动(亚里士多德，163)。”
曹禺本人在谈到《雷雨》的创作体会时，曾经谈到：“‘三一律’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雷雨》这个戏剧的时间，发生在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内，时间统一，所以写得很集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一个城市里，这样容易写一些，而且显得紧张(曹禺，43)”。若除去序幕与尾声，《雷雨》是一部标准的“三一律”剧。曹禺在遵循《诗学》悲剧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成功地运用了“三一律”。 这部剧除极个别场景是在鲁贵家里之外，绝大多数情节都是在周公馆的客厅里展开，这符合了地点一致的要求。该剧起始的时间是从夏天里一个闷热的早晨一直到当天半夜里，没有超出一天，这同时间统一的要求相一致。最后，整个剧的情节围绕周公馆这个大家庭，从周朴园与侍萍的复杂关系引发其他人物之间的矛盾，也符合情节统一的标准。因此，从地点、时间和情节的高度统一上来说，《雷雨》符合 “三一律”的标准。
曹禺的《雷雨》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身处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古希腊悲剧并创立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悲剧理论。《雷雨》的创作年代虽与古希腊时代相隔数千年，但是其中所体现的创作理论仍然符合亚里士多德在那个时代提出的创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