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盛的个人形象与他的散文、小说作品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这样的互文关系在每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之间都是存在的，但在文盛那里，这一关系似乎更为明显和有趣一些。总是这样，每当文盛出现在我面前，我就觉得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好。自从他坐到我面前，或者身旁，他的阴影般的沉默就开始不断地增强起来，那感觉就像我们长时间注视一个影子，会觉得影子的中间部分愈来愈暗，暗到令人不安的程度一样，并且，这个沉默的阴影还在不断地警诫着我：我为什么要如此喧嚣?这难道不是一种过于喧嚣的孤独?于是，我所发出的放肆的笑声就像一群纸鹞子一般在屋子里四处碰壁，无可安放，令人追悔。当我终于止住了我无端的笑，我便被阴影慢慢地浸洇，被沉默慢慢地感染——或者正因此我才止住了笑。而同时文盛用他反复垂下眼帘关闭一下他的大眼睛的典型动作，令我也垂下了自己的眼睛。因为这时候，看，这个在我们并不觉得是一个动作的动作，也逐渐变得可疑起来，它似乎变得无礼并且无聊。
文盛以他身体的在场质疑了所有的一切。不仅质疑，甚或泯灭。他的平板的身子和空空的双眼，如同博尔赫斯笔下描绘迷宫的那一条直线，简洁到了令人生畏的神秘。
我的上述观察当然是以文盛的某些作品为前提的，如果我没有读过那些作品，此时坐在我面前的他，就既不会质疑什么，也成为不了迷宫式的直线。现实中沉默着的这个人和作品中那个永远在独白的语调，它们相互照射着，使得双方都更加明亮了起来。我读文盛的散文较多，他最近的一篇散文《异乡记》，是片断式的，在不同的片断中散落着如下的一些句子：
“最近睡得太早，所以，作为回报，我六点来钟就可以起床了。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大地，我在谨慎地想着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已经做完了手头所有的事情，在有阳光的正午，岁月正在逐步变轻。”
“我闭上眼睛，总会看到一个没有面目的人。”
“在目的地到来之前，我发出了鼾声……”
这个六点钟起床站立在窗前的人，这个在正午时分做完了一些事情的人，这个闭上眼睛的人，发出鼾声的人，亦即缠绕在这些文字线团中的所有的“我”，都给人以一种影子般的飘忽之感，尤其最后一句，更加奇妙，更能证实这一感觉：“在目的地到来之前，我发出了鼾声……”
“我”怎么能够知道“我”发出了鼾声，并且还能够将此记录下来?既然“我”已经发出了鼾声，又如何能够判断目的地尚未到来?这里显然有两个“我”，一个已经入睡，另一个漂浮在睡着的那个人的上方，专注地凝视着下方之“我”。这是我和我的幽灵，我和我的影子，是一个写作者的分成两半的自我，一个我守护着另一个我。
其实所有的写作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甚至能够完成，都根源于这样的一种自我分裂。当我写下“我”这个字，我的另一半，我的幽灵，我的影子，就瞬息生成，飘然而去，但它并不远去，它粘附，联结，撕扯，摇晃和唾骂着写作之我。当写作之我睡着了的时候，它便停留在一尺之远的上方，凝视和看护着他。
我们之所以写作，之所以忍受写作时的撕裂之痛，正是因为我知道，一旦我写，我便生出了另一个我，而一旦我停下笔来，我就变成了真正的孤独。真正的孤独是这样的，其中连一个我都不存在了，它如同一只陶罐那样空虚。因此，没有单独的我。当一个我出现在纸面上，出现在语音划动的空气里，另一个我就会如同一个神一般诞生于他的上方。他们之间的凝视和对峙，构成了“我”的存在空间及其张力。
散文中的第一人称就是如此这般地张开了人的内部空间，使人意识到他正是存在于他本身的内部的一个人。他是语言的本性之一，而不是别的。对于自我，亦即对于存在的探索，到了小说里是否会呈现出别一种景象呢?文盛的这篇《痴人妄想录》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的机会。
《痴人妄想录》主要写了三个人物：我，L和林。L和林是与我萍水相逢而后成为朋友的两个人。L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怪人，妄人，有野心，专横，不可理喻，但我却并不对其十分反感，或者说并不真心反感。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因为疾病和境遇而挣扎到死，但他死时留下了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对内部世界的探讨深得我心。“我”是一个想当作家而不得，始终徘徊在社会和家庭边缘的人。此外的一个次要人物就是“我”的妻子。
这部小说的结构，我认为是有所欠缺的。L和林没有发生交集，他们只是先后与我相识。虽然L草蛇灰线般不断地出没，直至小说终局时还借他的妻子还魂般地闪现了一回，但他显然不是结构的主线。他的影子般的存在仿佛是一个隐喻，但其喻义不够明确。林是在作品的中间部分出现的，然后死了，他留下了一部作品，似乎也成为了一个隐喻。林写出了我想写而写不出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奇特的味道，对于人生的惶然，是“我一心想写却始终写不出来的那种东西”。“我”是一个坐在家中一心要当作家的人，但“我”未能写出成功的作品。一个写不出作品的作家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他的存在感需要有别物来支撑。他不仅需要他的妻子指责他和养活他，他还需要他的妻子递给他一本他正好需要的书。
我，小说的叙述者和主人公，似乎是借助于L证实了自己的世俗欲望之缺失，因此他无法走入社会;借助于林证实了文学和爱情的死亡，因此他无法完成写作;他的妻子是他的一个游离的影子。至于“我”本身，则成为了一个空洞。“我”既是一个叙述的空洞，也是一个意义的空洞。如果说L隐喻现实，林喻指文学，此二者的连结处的我，就显得缺少支撑，于是整个结构坍塌了，或者说未能树立起来。
我们的作家普遍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结构，它正好可以承载起作家对世界的看法，包括他所有的感知和疼痛，他在成长和衰变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所有的愿望及其剧烈和细微的演变。这样的一种结构，既与生命连为一体，如皮肉般不可分离，也能成为历史之河上的合理之船，也就是可以搭载着他的读者超越现实，不论究竟有无一个彼岸，至少使现在成为一个出发的时刻。当然，我们不能只求一时的幸福的眩晕。
现实的碎片化和历史的虚无感，在我们意识到它的现在，此刻，取消了我们曾经有过的所有的故事，以及其中各种各样的命运，无论是宏大的还是优美的。这是一种现代性的同时也是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的危机，并且它正在向看不见的远处绵延着，地平线一般无可逃脱。因此，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任何一部小说的结构，已经不单独属于小说，它将成为一种事关全体的拯救。至少我们希望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