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听到康定情歌的旋律，我就会想起一个人。严格地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对夫妻。事情竟这般凑巧，丈夫叫张永康，名字中有一“康”字;妻子叫李银定，名字中有一“定”字。
张永康、李银定都是我的同学，而且同班。
张永康的男中音挺浑厚，李银定的女高音挺清亮。那时候，无论是学校组织歌咏比赛，还是校际之间的文艺会演，总是少不了他俩出场。不过，总是以独唱为主，张永康经常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银定经常唱“红莓花儿开”。张永康曾私下告诉我，他最喜欢的，却是咱们中国自己的民歌——康定情歌。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和李银定一道登台演唱。我不禁大笑：“着哇!你们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呢。等有机会，你们倒是唱呀!”他低下头、嘴里呶咧着：“人家不肯!”我笑得更厉害了——你这小子，肯定是和李银定“私通”了。李银定不肯一道唱，肯定是她面皮薄。我想。
高中毕业之后，我们响应那位伟人的号召，和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一道去了黄海边上的一个农场。一开始，男的种水稻，女的种棉花，相安无事。北风刮得紧起来的时候，一年一度的冬春水利就开始了。农场的头儿们也懂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道理，男生和女生干到了一起，男生挖，女生挑。男生们打着赤脚、挥舞着铁锹，站在结着薄冰的泥水里取土。女生们则以柔弱的肩膀挑着烂泥，从河心到大堤，一百来步呀，得一步一步蹬上去。那一次，李银定遇上了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坏男生，在给她的泥兜里装土的时候，一头装得畸轻、一头装得畸重。尽管她在起担时肩膀向重的一侧移了移，可还是不行，轻的一头高高地翘了起来，差一点儿就摔一个大跟头。恶作剧的坏男生哈哈大笑，一旁的张永康却气坏了。他踩着泥浆冲了过来，对着那坏男生就发起了火：“你这家伙，还算个人么!”嘴里骂着，手里就扬起铁锹在李银定那偏重的一只泥兜划拉掉了一堆泥。回过头来对李银定说：“挑上，试试!”李银定噙着泪水，朝张永康默默地看了一眼，这才挑起了泥担。
我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心里镜儿似的明。
下雪了，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水利工地上的一切更加艰难。到了晚上，劳累了一天的同学们早就钻进了大堤附近的“干打垒”里躺下了。我看不到睡在我身边的张永康，撂起了架设在三层土块上的塑料薄膜便找了出来。
外边静悄悄的，甚至，就连雪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到。月亮透过片片乌云向大地洒下了清光，使得四下里冷寂得怕人。我仔细地辨识着雪地里的足迹，很快，便有了发现。两行单人的足迹慢慢地合在了一道，一路向东，东边不远处便是黄海大堤。在这苏北大平原的海滨，高耸着的大堤便像一带舒缓的丘陵，或许，还像是一道不太高的城墙。还没看到人的身影，我的耳畔却传来了男女对唱的歌声：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哟，
端端溜溜的照在，
康定溜溜的城哟。
月亮弯弯……
李家溜溜的大姐，
人才溜溜的好哟，
张家溜溜的大哥，
看上溜溜的她哟，
月亮弯弯……
歌声低沉，却又是那么的清新;歌声压抑，却又是那么的舒缓。循着歌声，我看到了大堤上一对靠得紧紧的身影。我知道，这正是张永康和李银定。月光下、海风中、轻轻飞扬着的雪花里，两颗火热的心已经紧紧地靠在了一道。我的心头一阵迷茫——不知道是该为他们高兴，还是该为他们心酸。
场里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了。按说，张永康和李银定是当然人选。然而，他们却落选了。张永康去找宣传队负责人，负责人说得很绝：“你的心放在了‘跑马溜溜的山’上，就不可能放在‘北京的金山上’;你‘看上了溜溜她’，就不可能看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晕!肯定是有人打了“小报告”。况且，这又是哪一家子的逻辑?张永康一气，扭头而去。
张永康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对他来说，不让进宣传队还是轻的。不久，运动到了，张永康和李银定双双被揪了出来。罪名是他俩偷唱颓废的靡靡之音，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一阵疯狂、浅薄的口号喊过之后、一顿空话连篇的批判嚷过之后，张永康和李银定反而更坚强了。他望了望站在自己身边的她，对批判会的主持人说：“我就是爱上了李家溜溜的大姐，这有什么错?”而李银定的表现更加的出人意料，她索性当众将自己的头靠在了张永康的肩头，勇敢地对着会场上的所有人说：“我就是爱上了张家溜溜的大哥，这又犯了哪一家的王法?”主持人一时张口结舌，竟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会场马上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片刻，有人领头鼓起了掌。掌声犹豫了一会，很快便响成了一片，经久不息。刹时间，站立在台上的张永康、李银定双双流下了热泪。
他俩结婚了。没有花车、也没有婚纱。没有像样的婚宴，也没有放一点点鞭炮。在黄海边上的一间破旧的小屋里，举行了一个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婚礼。除了新郎新娘之外，再有，就是像我这样的几个最要好的同学。两瓶老白干、几只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