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鱼气象台着落在官桥村一处山丘的半腰间，四面小丘环绕，绿树葱茏，正北面对着穿山的油渣马路，观测场建在山丘顶上，登高望远，就可以鸟瞰整个城区。站址至2011年从城内迁往此地进行地面观测业务工作，屈指一算，已整整三年零四个月了。
清晨，我撑一把小伞，从后山登石级上山顶——观测云天。一路，细细的春雨，断断续续地飘洒着，如帘子挂在眼前;山坡上，翠绿的树叶上渗出密密的小水珠——晶莹剔透;花草睁着惺忪的眼睛在微风细雨间恬恬地摇曳——满眼的清新、满心的恬静。
一会儿，登上山丘之巅，雨渐渐停歇，远处一抹浅绿的山丘映在天边，近处四周的小丘上绿树丛丛，北面不远处新推平的山地上新植了一片树林，隐约可见模糊的绿色中有护林植树的村民晃动——一个宁静的村野，一片绿色的山丘。
这遍野的宁静，这满眼的绿色，令人想起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无与伦比的生态意境，不觉心生许多的闲适与自乐，但瞬时又被一种沉重所替代，不免自问：依当时陶渊明的才能，应该在政道上有一番作为，为什么就毅然决然地弃官归乡了呢?由此不禁让人想起了古道上那些凄迷而伟岸的身影——
柳宗元是具有人文精神的杰出代表。他被贬后，在柳州创办了很多学堂，并为一直不敢打井的柳州人打了好几眼井，至此，以靠天吃饭，靠喝雨水或河水长大的柳州人，喝上了纯净甘美的地下水;他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种树种菜，使柳州可耕种面积大增，仅大云寺一处就种竹子三万竿，菜百畦;他还亲自参加植树活动：在城内、河边种了许多柳树;他虽遭贬谪，但从未移志，用心血和汗水使一方荒芜变为了绿洲。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具有人文精神和改革创新思想的仁人志士，怀着理想也充满抑郁地生活了46个年头后，就撇开这个人世匆匆而去了……
柳宗元走了，范仲淹的一支遒劲有力的大笔在天地间书写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14个大字，恰似当年黄海边那140里的“范公堤”——巍峨壮观。范仲淹关心民生疾苦：据记载，当时，“每当沿海强台风过境，狂澜掀起，席卷西侵，淹没盐灶、农田，漂泊人畜、庐舍，给沿海人民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为此，范仲淹就筑堤拒潮，并用“植树造绿”加以巩固。“范公堤”筑成后，沿海多年未出现潮灾;他革新朝政，提出“十条建议”，意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但终招来腐朽官僚势力的不满，迫使他离朝，“庆历新政”至此而告终。此后，范仲淹在赴颖州途中病死。
风凄凄，一阵凉风掠过，我不觉收回了视线，遍视了观测场那嫩绿的草坪，绿草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如一撇一捺地书写着“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那无奈、归乡的诗句。北宋熙宁年间二任宰相王安石的“变法”怀着“富国强兵”的目的，对豪强兼并及高利贷者的活动进行了一些限制，减轻了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但却触及了中、上级官员、皇室的某些特权，招致他们联手阻挠、攻击，致使王安石以熙宁九年辞相而归，忧愤而逝。
至此，我不禁要为这些压抑的先贤们扼腕长叹——“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天地悠悠，世事沧桑，我们用植“绿”呼唤和谐、宁静与美好，用“改革”推动社会向前迈进，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各种违背历史文明与前进的“势力羁绊”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社会文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清晰地记得那个时代，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我们心里烙下的印迹：一个说话喁喁哝哝、面容枯槁、心情抑郁的陈景润，忍受了那么多的非礼非遇，终于用坚强的毅力在泥泞中行走——摘取了数学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记得文革时期的那些你死我活的内斗场面，那些冤假错案;也记得，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流血惨状……那么多的眼泪、委屈、流血和死亡......
痛定思痛：人类不需要战争，民众不必要内斗。
植“绿”是春天的召唤：我们向往和谐，呼吁和平，也致力于防灾减灾。从古至今,人类饱受自然灾害的伤害已屡见不鲜：就1998年洪涝灾害报道可知：“据各省统计，农田受灾面积2229万公顷，成灾面积1378万公顷，死亡4150人，倒塌房屋68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研究表明,就自然灾害而言：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是气象灾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变化导致，自然灾害的出现与人类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乱砍滥伐森林、不节制地抽取石油、随意挖山开矿，任意污染环境等等。由此可见，我们身为气象人，其防灾减灾的责任该有多大!
今天，我站在这片绿树环绕的山丘上，身心沫浴在世纪的风雨中，怀想古今，我们能感知：地球理应是生态平衡的美好家园，炎黄子孙亦该是心灵相通的家族成员。植“绿”吧!植一片天地的绿，也植一片心灵的绿——
绿色食品、绿色心情、绿色通道、绿色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