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父亲在N大学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大大小小污染变形的鱼和其他长江流域常见动物的标本。我有时候到父亲的办公室去，看见这么多被污染的鱼和动物的标本，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父亲和他的同事、研究生讨论起这些被污染的鱼和动物，一个个的表情如兵临城下一般凝重。可一些工厂依然往河里排含铅的污水;一些医院依然往河里扔废弃的药品。父亲他们这些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到底能干什么呢?
父亲依然故我地在长江上忙碌。后来我发现父亲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父亲生命的意义。这种精神不可以用“献身”或“热爱”等形容词来描述。这种精神是一种冷静的理性，是一种负责任，是一种不仅仅对自己负责，而且对子孙后代负责，不仅仅对今天的发展负责，而且对人类所生存的地球的未来负责的精神。这是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为了这样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父亲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忍辱负重，在科学和人文意识不强的年代，做了许多直到今天，才被人们看出其重要意义的事情。
父亲追悼会的故事
父亲影集里的最后一张照片，是父亲追悼会的照片。那不是父亲贴上去的，是母亲贴上去的。母亲在照片下写了一行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取的是《庄子•大宗师》里两条鱼的典故。小水塘里的水干涸了，最后的两条鱼往对方身上互相吐着水沫，以求一点湿润。人们感叹这是多么伟大的爱情呀!可是对鱼来讲，还不如让它们快活地游在大江大湖里，而互相根本不用惦记着好。生死一别，父亲回归自然。
像其他许多中国贫穷而执着的中年知识分子一样，父亲突然英年早逝了。那时候，他从那次最后的旅行回来不久。因为长江鱼儿回游的季节就快到了，他回中国的飞机票都买好了。却终未能成行。父亲去世前几天全身的皮肤燥痒，后来突然胃出血，吐血不止。等救护车开到我们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除了这本影集和每张照片下写的几行对长江恋恋不忘的句子，他没有遗言。
医生告诉我们他的死因可能是铅中毒。母亲什么话也没有说，在长江鱼儿回游的季节快到来之前带着父亲的骨灰按时回中国去了。父亲就这样回到了长江边。
父亲在美国对长江是一步三回头地依念，他的追悼会当然是应该在江南故里开。可母亲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南京后，父亲系里的系主任非常愧疚地对母亲说：因为他们的书记倒期货，暗自动用了系里的钱。结果钱全砸进去赔了。连教授讲师当年的奖金都发不出，实在拿不出钱来给父亲开追悼会。结果，父亲的研究生黄成来了，当时就捐了三百块钱为父亲开追悼会，接着老谷也捐了，父亲的其他同事和学生都捐了钱。母亲哭了。
父亲的追悼会是在长江边开的，除了他的同事和学生，还有很多渔民。在追悼会上父亲的生平被连续起来：
父亲叫袁传宓，出身在江南的一个极富裕地主家庭，毕业于金陵大学。以后在N大学生物系工作了一辈子。他年轻的时候非常洋派，打领带，说英文，绝不是后来连西装都不会穿的“渔民”。他还会瞒着母亲把我和弟弟带到鸡鸣酒家楼上的西餐店去吃一份牛排。后来，文化大革命了，他下了农村，在农村养了几年猪。他跟所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一样，非常努力地把自己脑袋里祖宗八代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当作残渣剩汁统统抖落出来清洗干净，然后紧密地和工农打成一片。七十年代，一有正常工作的机会，他就全力为长江的环境保护奔走，呼喊，直到去世。这就是父亲的一生。很简单。父亲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内心世界，他们的内心世界都得公开于众的。唯一还属于他们私人的就是一种根植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良心中的科学和人文精神。这是父亲生命的支点。
父亲的故事讲完了。长江的故事还没有完，也许永远也不会完。最近老谷寄给我一份当地的报纸，上面报导了一个渔民捕到了一只长江珍稀动物白鲟。报导里谈到，从渔民到科学家，大家都为抢救这只白鲟尽力。老谷看完之后，一定要他的儿子把这篇报导拿到我父亲的坟上去烧，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又因为长江里第一只白鲟是我父亲发现并命名的。那家报纸要我谈谈如果我父亲看见人们对珍稀动物如此关爱的事迹后会怎么想。这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九年了。终于，那种父亲一代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科学和人文的精神开始成为民众意识了。我父亲会怎么想呢?
我想，父亲大概会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父亲的科学家职业，让他能够比许多人看得远一点。与其到动物濒临危机了，才来赞美人类对动物的关爱，不如不要干扰动物，让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也在地球上有一个位置，过它们和平的生活。地球不是我们人类独霸的，河里的鱼儿有权力拒绝人类对它们的指挥或关爱。让动物按照它们各自物种的本能自由地生活，我想这可能是父亲会替鱼儿、鸟儿、鸭子、白鲟发表的独立宣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