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已经七岁了，但不知是否因为出生在相对饥馑贫寒的年代，以致营养跟不上的缘故，感觉现在七岁的孩子个个机灵早慧，那时的我们却混沌蒙昧之至。那一年似乎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我记忆深刻的有这么几件：
那年夏天，有个叫唐山的地方发生了大地震，可不知为什么，闹得我们这儿的人也人心惶惶的。我家胡同口有个我们称呼她麦女嫂的妇女，他家男人和我父亲一样，都在洛阳的工厂上班，因此我们两家关系很好。那个闹地震的夏天，她带着两个女儿加上母亲、三姐、我，我们六个人一起挤在我家的一个房间里，有的挤在床上，有的就在地上铺个席子打地铺，目的就是晚上有个照应。记不清他大儿子是否适合我哥哥挤在一处。哥哥按照学校老师的指导把酒瓶子倒置在和我们房间相通的正屋桌子上，嘱咐我们听到酒瓶子倒了的声音就赶紧起来，不行的话往坡上跑。那时年龄小，感觉一点也不害怕，反倒因为除了我三姐，又加入了小我几岁的两个小姑娘，我们晚上可以开心地说笑打闹一番而异常兴奋。白天也曾有至少两次往坡上跑的经历。
我也不知是不是生产队长，敲响了原本督促社员上工的钟声大声吆喝着通知，地震来了。然后家家户户的人们扶老携幼都从自家门里跑出来，汇聚在一起洪流一样往山坡上跑。妇女们大都背着抱着早已包好的大大小小的包袱，男人们有的搬着自家的木箱子，有的用绳子拴住自家养的猪的后腿，一手牵着绳子一手挥动棍子把猪也赶了出来，更有甚者，把自己家架子车的车轱辘也搬了出来。老老少少，你推我挤，真的像逃难一样，叽叽喳喳，嘈杂一团。终于到了坡上，喘息未定，就有人说没事了，没事了，于是渐渐的人群散了。在我们小孩子看来，地震真是件好事情，因为生活一下子热闹起来了，你说蒙昧不?
还有更令人开心的事呢!那天，玩耍后回家吃饭，母亲和大姐在灶户蒸馍， 母亲坐在风箱旁边已经停止了烧火，大姐揭开笼盖，在白雾退去后，我吃惊地发现，竟然是一箅子清一色白亮亮的馒头，过年也没有蒸过这么多的白馍啊，总是一半白馍一百黑馍，今天是怎么了?当我说出心中的疑问，大姐回答说，好多地方都地震了，吃吧，咱也吃白馍吧!当时心想：大地震可以吃白馍，地震真好。
那一年在我的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上了小学。那时农村还没有幼儿班，我是直接由一个孩童变成一名小学生的。开学第一天的兴奋自不待言，因为终于进入盼望已久的学校了，以后可以由老师教育我了，我不用缠着二姐教我唱歌了，不用缠着三姐教我识字了，也不用再缠着哥哥教我算题了。想唱歌的时候就可以唱给同学听，不用再爬上我家平房叫住路过的大人央求人家驻足听我歌一曲了。
记得那天老师一一记下我们的名字。每人还交了八毛钱的书钱学费，老师给我们排好座位，然后训话，训完话就放学了，说今天只是报到，明天才正式上课。回到家里，不知哪位姐姐帮我用厚厚的牛皮纸给新书包了封面。我兴奋的，拿着语文书从第一页一直读到最后一页，意犹未尽，晚上就着煤油灯又给母亲读了第二遍。也许太激动的缘故，乐极生悲，半夜就发起高烧来，扁桃腺又发炎了。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天是父亲背着我去跟老师请个假，然后父亲照例带着我去洛阳治疗了。等我病好回来，我记得语文的拼音已经学到“zh”，"ch""sh"了。好在这本书上一年夏天父亲给我买过一本，在父亲以及哥哥姐姐的教导下，我已经烂熟于心了。
九月的一天，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毛主席逝世了。当时是听一个叫喜的女孩告诉我的，我记得她告诉我时，神秘兮兮地小声凑到我耳朵上说的，我迷惑地追问，啥叫逝世?逝世就是死了。她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我知道我们一年级语文课本打开的第一页——唯一的一张彩页，正面是毛主席的一张照片，下面是这么几个字：毛主席万岁，翻过来背面是天安门的图片，下面是一行字：我爱北京天安门，然后才是“a.o.e”的拼音，因此知道毛主席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再加上哥哥姐姐们说起毛主席，都是一脸敬重的样子，因此知道这是一件大事，一件大坏事。
那天好像哥哥先放学回家，我立马跑过去把这颗重磅炸弹扔给他，他问我是谁说的，告诫我不许胡说;我说是喜告诉我，她听他哥说的，她哥就是朱长河，当时在我们村小学当体育老师。老师说的一定没错。我哥沉默了，心情很沉重的样子。一会儿二姐回来了，我同样把重磅炸弹扔出去，二姐起初现出吃惊的样子，我又重申了一遍，是朱长河说，喜又告诉我的，二姐这才相信了。泪水一下子从二姐眼里流下来了。也许是对毛主席知之甚少，我不觉得难过，相反却隐隐觉得有一点兴奋。因为我家我最先知道这个消息，这个消息竟有如此的威力，如此大的震撼力!终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家里所有的人，母亲和大姐二姐的反应是默默垂泪，唉声叹气。大姐一边流泪一边还感慨说，我们国家可咋办呀，天塌下来了。三姐的反应是啊啊大哭。我这才知道，自己干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我不该那么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惹他们伤心。
第二天上学，老师果然果然公布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于是我们停课了。老师要求我们，回家每人准备一个黑纱戴在左臂上，每人准备一朵白花戴在胸前。并且告诫我们，在最近这100天的时间里，不许大声喧闹嬉笑，更不许唱歌，否则公安人员会抓走的。接着，大队部被布置成了灵堂，村民们一批批进去默哀，听说村民们默哀时几乎人人都放声大哭了，甚至有人哭得晕了过去。我们的教室也布置成了灵堂，正北的山墙摆满了花圈挽联，所有年级的学生，一批批的，有秩序的轮流进去，对着那些花圈挽联默哀。高年级的学生默哀时很多都伤心的流下眼泪，可我们这些不懂事的一年级小学生，心里很少有真正悲哀的，根本不知道关心时局正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国家将要走向何方。但是我们每天都戴着黑纱。胸配着那朵小白花上学放学。很长时间后，村民们都不再佩戴了，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也不再佩戴了，我们一年级的小学生这才依依不舍地把它们摘除。
过了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从老师嘴里，我们熟记了四人帮的名字：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可究竟他们干了什么事?中国政坛发生了怎样的风云变幻?我们一无所知。只记得全村的村民四人一排，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包括我们学生在内，打着标语，喊着口号，从村东到村西，又从村西到村东，围着村子转圈圈，进行游行示威。那场面，真壮观呀!后来学校因为庆祝粉碎四人帮还组织节目演出呢。我记得我和哥哥姐姐都登台表演了，下午化的妆，晚上回家吃饭都是一张带着彩妆的脸。不过，我仅仅是我们班合唱队的一员。
斗转星移，转眼将近四十年光阴流逝了。回望记忆中的1976年，感觉那时的人们竟然有那么强的凝聚力，那个时代国家发生的事情，在人们心中生活中竟然会引起那样强烈的震动。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有谁真正关心这类事情了?国家发生的大事，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当然，时代不同了，由于信息渠道的多样化，现在的人们都有了自己的思想，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多样化了，不像当年的人们，只是两个肩膀扛着一个向日葵了。同时，言论也相对自由了。从这个角度看，却也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