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已经成为我的记忆里最模糊的东西
偶尔之间却能够背诵出某些小学课文
那些我从来没有留心的课文像一种细菌
在岁月的滋养下生成一种叫做回望的病
于是，同学们开始十年一聚、二十年一聚
于是，老师像明星大腕一样好多年亮一回脸
人生就是一部连续剧，不能隔太久再看
我们长大的时候，老师也在变老
有些人有回望的时间，有些人却不能顺延
师者与回望永远是一条河的两岸
看见、走远、回望、更远、直到永远……
—— 杨 挺
半坡之上的乡中学校舍简陋，整个校园三栋房子，第一栋是教室，第二栋是教师兼男生宿舍，第三栋是食堂兼女生宿舍。没有茂盛而硕大的树木，更没有红花绿草，只有零零落落的几棵水桐树形色疲惫。操场难得的开阔、大气，没有环形跑道，篮球架上的球篮破烂得只剩下几根细绳子有一搭没一搭地吊在空中。整个乡中学没有围墙，左面凌空修砌了一堵青石堡坎，右面和一大片桔子林为邻，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又无遮无拦地吹过去。也时不时有走散的牛羊从背后的山上跑下，它们的叫声不经意间刺破校园的安宁。
回到出发的地方，父亲表现出难得的大度和接纳，认为我好歹也是绾起裤腿站到了讲台上，逃脱了跟在牛屁股后犁地的命运。母亲则一脸的忧愁，她不是面子上过不去，只是对我来到乡里教书，寻思着我以后找对象要找个吃国家粮的都无望了。从她闪烁不定的目光里，我当时似乎也看到了多年后我的命运，迫于现状找个乡村姑娘，成为乡里所谓的半边户，一只脚踩在讲台上，一只脚陷在泥巴中，上课时候唾沫飞溅教育学生，下课后汗流浃背侍弄庄稼。
和我一起分到半坡之上的还有另外的两男两女。校长在县教育局查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发表过一叠长长短短的文章，对我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安排我这个唯一的新手担任初一93班的班主任。没过多久，他就正儿八经地找我谈话，言辞间透露出：多为学校写通讯报道，宣传宣传我们学校，不要再写那些文学作品了，这年头文学作品谁还看哦。我只能苦笑，不恼怒于他亵渎我对文学的热爱，也不直接忤逆于校长的威严，不做任何表态大步流星地离开校长室，连门都没为他掩上。
穿过长长的走廊，我头一次感觉到背脊上嗖嗖发凉。我可以摈弃一贯的任性纵情，但对于子虚乌有要编排的通讯报道，实在是没一丁点兴趣。再没有兴趣，乡里分管文教卫的副乡长来学校视察，我还是绞尽脑汁地涂抹了一篇，后在县报上刊发，校长还点名予以表扬，旨在鼓励我再接再厉。可惜我没有很好地再接再厉，校长的失望如他嘴上精心保留的胡须一样一天比一天密集，最后在路上偶遇看到我，我来不及闪躲，他却自动找条岔道走开了。
初为人师的热情使得我来不及多想自身的际遇，天蒙蒙发亮，我就一骨碌爬起床，催促学生起床出早操，带着睡眼惺忪的他们从校门口跑出去，沿着半坡之下的石马江绕跑一圈折回来，然后上早自习。学生们早读的声音曙光一样明亮映照乡间，蝉翼一样轻薄覆盖半坡。那时我总是静静地站在走廊上，远眺逶迤的青山，凝眸曲折的河流，思念和梦想阳光一样在秋后的大地铺展。这个时候想起欧阳江河《纸上的秋天》：“种子无声，随意挥洒，星空像旷野一样有人走动。尽管秋色吹皱了千里外的丰收，我还是能听到光，寂静，或逝者。”很快，我体内的河流和秋天一样辽阔，和秋意一样高远。
班上的学生来自周边各个村子，最远的有将近20里路，最近的就是中学毗邻的五星村、皂泥村和车田村。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南方打工，都是爷爷奶奶外婆外公在家带着，基本管束不了，只晓得给钱买零食，生怕饿坏了他们。每到下课，各个教室里冲出不少的学生，直奔校园的小商店，狭小的商店里人声鼎沸，摩肩接踵，好比乡政府门口的赶集。上课铃声一响，又都一窝蜂涌向教室，扔下一地的垃圾，五花八门，偶尔有薄膜纸迎风而起，越飞越高，高过学校的屋顶。目睹这一切，我竟然觉得它远比我幸运，它能借风乘势腾空而起，自由飞翔，而我的风不知在哪个角落。没有风的日子里，我只能低眉顺眼地扎下来，埋头于案牍之间，精心备课、批改作业。
我坚持把我教书育人的梦想带进课堂，上课时候从不照本宣科，总是喜欢在课堂上“烧野火”，注重讲一些课外知识扩展学生的视野，也讲一些个人见闻为学生励志。孩子们安静得像一棵棵稻子，仔细地聆听着我的一言一句，好像吮吸着养分在拔节、分蘖、结籽。我制造的幽默风趣让他们欢笑的时候如一棵棵山间的小松，随风摇摆，婀娜多姿。我所教两个班的语文课成为乡中学的另类，可学生们对我是极其喜欢的，总是在下课后和他余班的同学炫耀：“我们袁老师上课最有意思了，天南地北随便扯，生动有趣，一点也不枯燥乏味。”听得别班的学生一脸地神往，甚至有别个班上胆大的学生在上语文课时候打瞌睡，被他的语文老师丢粉笔打醒，不由得嗫嚅：“你这课不打瞌睡我做什么，你有本事跟袁老师一样上课啊!”气得那语文老师瑟瑟发抖，脸色铁青。
久而久之，那些教语文多年的老教师都跑到校长那打小报告，说我上课没有章法放坝水一样奔泻千里。也有些老语文教师略有城府，一脸的不动声色，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课上得再生动，花拳绣腿的，拿不到考分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对此，我不做辩解，我本是他们中一些老师的弟子，而今和过去的师长们为伍，对于他们的金玉良言我恨不得举双手加上双脚赞成，可时过境迁，多少年来一成不变的老套路老方式我不愿苟同，也不指望立马求得他们认同。年轻总是有些许的任性和执拗，但我还是不断地告诫自己按下脾性，安静得如山凹里一棵低伏的秋草，等着期末考试各自教的学生是骡子是马一起遛了见分晓。
我当年读书也并非优等生，对班主任唯成绩是从历来有反感。我自己当班主任不屑于搞这种厚此薄彼，没有按当时乡中学最盛行的成绩好的坐前排，成绩差的坐后头，好坏各自割据。我按学生个子高矮安排座位，对学生一视同仁彰显公平民主之风。班上的学生对我喜爱有加，下课后很多学生都喜欢溜到我房间里来玩，三五一群地翻看我排列在备课桌子上的中外文学书籍。个别学生和我混熟了，还翻出毕业时女朋友送我的照片没大没小地说：“袁老师，你女朋友几多乖态哦!”说时嘴边还带着几丝不怀好意地笑。 我一把夺过照片，故作不谦虚地说：“这个嘛一般般啦，还有更漂亮的，老师我不想找!”那群小子听了，都哈哈大笑，齐说我吹牛不上税。我跟着一起大笑，他们觉得我这个班主任平易近人，从来不端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