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历史不容否定。
然而，当我们看苏共政权垮台之前的苏联社会，人们却编了许多否定苏共历史的笑话，恶搞、嘲弄、揭露其所谓的奋斗史等红色经典。甚至，还有更“义正辞严”的学术否定。
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有笑话说，有一个人手里握着德国人白送的5000万金马克，投进股市怕亏本，投向地产怕被骗，于是用来购买宣传单和武器，蛊惑人们拿起刀枪推翻政府，觉得世界上只有收买民心、夺得政权，才是获益最大的投资。
还有意识形态笑话：有只乌鸦飞着飞着不小心撞到树上掉下来。乌鸦爬起来说：“真糟糕，脑袋没了。不过也好，以后就不会再被洗脑或患脑震荡了。”
神经科大夫问病人：“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耳朵听到了声音，却不知说什么，好像是在骗你。”病人：“是的，常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在听新闻广播的时候。”……
无疑，在革命成功初的几十年，人们对苏共政权是抱着极大信任和希望的，甚至还用文学、歌曲和艺术大力赞美，对革命的远大理想、崇高追求和无私精神深信不疑，对领导人的品格也无限崇敬，发自内心地高喊“列宁主义万岁!斯大林主义万岁!”而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共的光辉历史却越来越多越深地受到人民的怀疑，乃至以笑话恶搞、嘲弄苏共。
从置信不疑到怀疑、嘲弄，是什么在起作用?是苏共离当年承诺、口号、誓言越来越远的现实存在和表现，是他们的独裁专制、营私舞弊、贪婪腐败、奢华生活。人们觉得，丑陋的现实必有丑陋的动机，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被愚弄、被利用、被欺骗。
苏联民众清醒地看到，同样经历过二战的战火，仅三四十年后，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早就过上中产阶级优裕的生活，而苏共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经济陷阱越陷越深，人们生活越来越窘迫。让人觉得滑稽的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媒体报道GDP年年大幅增长，声称苏联“已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百姓却一点儿也不觉得，他们怒不可遏地说，发达你娘的屁股，莫非就是你们这帮家伙发达了。
他们这帮家伙确实发达了。苏联在70年代以权力阶层为主体的最高工资与以普通工人为主体的最低工资，相差达几十倍。此外，党的各级领导者还享有特别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糜费上百万卢布全为人民血汗钱，所占皆为名胜地、风景区、避暑胜地。拥有特别供给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体系，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价格极其便宜。特殊教育权。高级官员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制度。特别开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政要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户主可以不受限制提取款项”。他们打猎有专门围场，打球有专门球场，出行有专门护驾车队。其腐败程度比沙皇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1935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考察苏联后就在《莫斯科日记》写道，苏联的高干和特权都非常普遍，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叫作共产党贵族阶层。叶利钦对民众演讲时煽动说，苏联的共产主义是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勃列日涅夫也曾毫不隐讳地告诉他的弟弟：“什么多数人的利益，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权力私授也是苏共毫不掩饰的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苏共政权下，子做官，孙做官，婿媳侄甥皆做官，已毫不隐讳，完全公开化。至于将权力授予亲信、亲友更是比比皆是。
还有，领导人的挂像、语录挂遍大街小巷，领导人的活动绝对占居各种大小媒体重要位置，以领导人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村庄数以十万计。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人们能相信其当初革命的正义性、纯洁性、先进性么?
十月革命刚成功，苏共领导人就说，在六个月内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会实现。“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实行完全的集体主义和军事化。”
苏共领导人还说：“专政的定义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由此，人们推想，苏共政权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利益设定了不守常规的法律框架，为消除不同政见者和异己分子打开了法律上的方便之门。上世纪30年代中叶，斯大林制造的血腥大清洗，正是对这一政治手段的具体实施，导致2000多万人被无辜杀害，比沙皇时代屠杀的总人数还多。
人们常说，历史不容否定。我说虚假的历史必须否定。而历史假与不假，不是掌握着书写权力的人将其变成白纸黑字就可以定夺的，而是让事实来印证，让今天的结果来说明。
苏联民众怀疑苏共的历史正是从一点一滴的现实开始的。这不仅仅是他们情绪的一种宣泄，也是他们思想的权利。你有掩饰、制造虚假历史的权力，人民也有揭露虚假历史的权利。所谓“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其重要意义正在这里。
这也告诉人们，当一个政权所谓的历史特别是其所谓的经典被嘲弄、恶搞和质疑的时候，这个政权一定程度上已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信任和期待。“亡其国者先去其史”，亡其政权者先揭露恶搞其史。终结的苏共政权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