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同行应邀去一座城市写旅游宣传文章。那是他打小就仰望过的历史名城，受到邀请，很振奋。行前他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做足了功课，写出了初稿，只待实地考察了。没想到，这却是一次噩梦之旅。考察结束的那个晚上，他带着一肚子美好的观感和美好的词句，以及高度兴奋后的疲倦早早睡下，早早进入梦乡，忽然听见了敲门声。那声音一定响了有些时候了，开始有了不耐的急促。他问是谁，一个女声回答说要给他整理房间。他说他已经睡下了，房间不需要整理，外面沉默了一阵，响起了一个男声，说还是要请他开门。他忽然明白，“整理房间”只是个借口，意图是清楚的：他必须开门。他跳起来，从门上的猫眼看见了打过几次照面的楼道服务员，她身后站着两个或是三个男人。这让他断定来者不是劫匪。遂开出门缝。一个男人掀开手上的一本什么证件，说自己是哪哪的，他没听得太清，知道他们是公职人员就行了，问有何公干，回答是一个反问：你房里住了几个人?接着就有一位大汉挤了进来，扫视一番，脸上顿现失望。却心有不甘，说我们要看你的身份证。他从旅行箱取出身份证递上。对方接过去，煞有介事地按在墙壁上抄了一遍。一干人于是转身悻悻而去。
来时不说明来意，走时不表示打扰。朋友上了年纪，一向早睡早起，一旦被中途吵醒就再也睡不着。后来的整个晚上，他就那样睁着眼睛胡思乱想：他是这个城市邀请来的客人，理应受到礼遇，现在受到这样的无端骚扰，却没有一点说法，难以理解。又觉得不该这么负面，应该尽力为对方找理由：也许是例行普查，也许是搜查通缉犯，人家强化治安，也是对你的安全负责，自己有义务配合。不管怎样，第二天问问同来的人就知道了。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他却掉进了更深的黑暗：同来的人没有一个受到这样的“礼遇”。人家就是冲他一人去的。有人嘻嘻哈哈，说惹事的就是他的特区身份证。这是一家温泉度假宾馆，少不了色情服务。逻辑很简单：他是特区来的，特区人有钱，有钱就会嫖娼，嫖娼就可大把罚款，大把罚款就可大把提成，这是经济尚不发达的城市相关公职人员增收的一个主要来源。
这样的逻辑自然只是一种推测，但这样的推测却足以让我这朋友的神经崩溃一千次。他一贯活得谨小慎微、中规中矩，对自己名誉的爱惜几近洁癖。没想到你怕什么什么事就找到你头上。回到房间，他把采访时人家送给他的宣传品、自己做的笔记一通乱撕，雪片似的撒得满屋都是。又把电脑上来之前下载的有关这座城市的资料、写的初稿删了个干干净净，恨不得“格式化”掉关于这座城市的一切。咬牙切齿地发誓再也不会踏进这个“特务横行”的城市。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依然是脸色铁青，精神委靡。在那座城市经历的一切，他其实什么也没有“删除”，他在那里是受到过接待单位的贵宾之礼的，但那个晚上的“奇耻大辱”却把一切都毁了。他知道那些人并不代表那座城市，他们行使自己的职权也未必不正当，但他就是没法解开心里那个死结。
我静静地看着他，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很遗憾那几位公务执行者的唐突，如果只是想要知道房间内有几个人，应该有更好更精准并且绝不扰民的技术手段，可惜他们有一点性急。忽然想起意大利人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的话：“把城市归类为幸福还是不幸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幸福就是肉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伊壁鸠鲁)。一个社会要使自己的成员真正获得幸福感，需要做的和需要想到的太多了。合法和正当有时候并不一定就是最充分的理由，因为人的幸福感有时候真的是太脆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