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贱卖了磻溪岸，韩元帅命博得拜将坛，
羡傅说守定岩前版，叹灵辄吃了桑间饭，劝豫让吐出喉中炭。
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
这是元人查德卿所写的一首［仙吕］《寄生草?感叹》。
起初吸引我目光的是这首元曲一句一典，再去看的时候，发现了查德卿这一声感叹可谓是一步一声空响，几乎是深恶痛绝地回响在元朝的上空。
“磻溪岸”指的是太公吕尚在渭水河磻溪岸边垂钓，终于遇到了周文王，被文王礼贤请出，而后辅佐文王武王两朝灭商兴周，奠定了周王朝的八百年江山。
“拜将坛”指的是汉初三杰韩信，被萧何月下追回，刘邦筑坛拜将，韩信受命，从此决胜于千里之外，进关中灭霸王，建立赫赫战功，可是最终这把良弓还是在飞鸟尽了之后，被吕后彻底埋藏，那未央宫的深处，似乎还留有韩信的悲腔。
“岩前版”指的是傅说曾隐于傅岩（山西平陆）从事版筑工作，后被商王武丁请出，辅助武丁成为中兴明主。
“桑间饭”说的是晋灵公的大夫赵宣子在首阳山打猎，于桑阴中休息时见到了正在挨饿的灵辄，便赐给他饭食，后来晋灵公派灵辄刺杀赵宣子，灵辄为报恩救了赵宣子。
“喉中炭”：豫让是晋国智伯门人，智伯被赵襄子所杀，还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作饮器，豫让立志报仇，刺杀未遂后，将自己身上涂上漆装成癞子，又吞了炭弄坏嗓子，继续刺杀，赵襄子抓住豫让，认为他是义士不忍杀之，就脱袍给豫让，豫让刺袍全了自己的志节。
“凌烟阁”：唐王朝建立后，太宗李世民将24个功臣的像画在在凌烟阁上，作为怀念。从此凌烟阁成为功名的图腾。
“连云栈”在褒斜谷（陕西褒城北），因为长安为几朝国都，被喻为仕途，此句是说仕途中步步都是连云栈，步步是险恶。
一句一典说得凌厉，听着惊心。
查德卿用词太狠，这些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和事迹，在他眼里皆为不合时宜，能读出他的心里充满了悲愤，颇似一声声从天空倾泻而下的控诉。
再看此曲，姜太公与韩元帅两句，犹如两座山峰突起，且是壁立千仞，姜太公伐纣成功，韩信忠心辅助刘邦，皆为开国功臣，可查德卿却认为姜太公不该离开磻溪岸，韩信不该拿命去换拜将坛，在他这里，这些都不值得，他批判的是忠君思想吧。
接下来，查德卿还说傅说就该守定在傅岩做版筑，灵辄就不该吃赵宣子的饭，豫让快点吐出那喉中炭，他非常鄙视这种为统治者效命的行为，与前面两座山峰相比，这三句犹如瀑布从山间轰然垂下。
最后两句点题，他认为前往凌烟阁的路上都是鬼门关，前往长安的道上都是连云栈，既说官场的险恶，也说仕途的黑暗，更有着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几乎要颠覆我们多少年建起来的儒家传统。
他批判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这几个人，姜太公、韩信、傅说都是受君王礼遇，从而出山开创了一时盛世，他们都有着兼济天下的情怀，当然也有着一定的忠君思想。灵辄和豫让是古之义士，为自己的心中之义，用生命去诠释，豫让有一句名言：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成就了他的无双国士，这些精神涵盖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礼义系统，该是被批判的吗？
当然，元朝是我们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朝代，成吉思汗用铁蹄为我们拓下了广域的疆土，然文化的贫乏却难以让这个朝代永久挺立，短短的几十年，当是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寂然。在这样的朝代中，注定了如流星般的官场与仕途，多少文人志士难以建功立业，难以一展襟抱，只好对元朝的现状发出各种不平之鸣，这些元曲就带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问题在，我们怎么看？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把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600年间，称作人类“历史的轴心”，认为那是奠定了人性之精神基础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各种基本思想。这个时代正是我们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
这个时代天子失位、诸侯争霸，《战国策》把这段时期称为“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由于争霸局面的形成，就有了人才的需要，于是就有了一批士阶层的崛起，士是指那些文化素质、政治意识、经济状况略高于普通百姓的人共同构成的一个社会群体，其社会地位近乎于庶民。他们朝为布衣，夕可能成为卿相，《战国策》说他们是“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长袖善舞，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饕餮。由他们而形成的文化与价值观在兵戈长矛的碰撞中争鸣升华回响，以至于左右了我们后世2000年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就是一种以忠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首曲中的姜尚、傅说、灵辄、豫让都是先秦之人。
忠义在那个时代又是两个不同而又独立的概念。
忠是坚定不移的，忠的前提是诚心尽力，恪尽职守，要忠贞不二、忠贞不渝、忠于职守、忠心耿耿、忠贯日月；义是指做事适宜，合情合理，要扶危济困、施惠于人，要不畏****，是一种品格和情操。
实际上，忠与义又难解难分，有忠心的必有正义，有正义的必有忠心。历史上的许多文人志士都演绎过这种忠义。
面对我们现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心淡薄的状况，这种忠义文化该批判吗？
不，我不认为。
戏曲的束之高阁一定程度上与剧目所传达出来的这种愚忠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觉得忠义还是该提倡的，倒不是说要象古之志士那样誓死效忠于一个君王，而应该是忠于我们的国家，忠于我们的民族，忠于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代。
更应该是的有一种义长存于心，要有大仁大义，义薄云天，用义这个珍珠串起淡薄的人心，为社会增添一种粘合剂。
当初孟子曾对宋勾践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圣人所言不虚，我们有能力时自当修身治国平天下，为百姓们创造一方净土，让人民安居乐业，这种大义最应该提倡，能力不足时，独善其身也好，也不失为一种义。
士为知己者死，放在乱世自有其高洁处，放于今世，也该批判着吸收，不然，高山流水就失去了韵味，山野与庙堂、樵夫与官宦再不能凸现可贵。
在我看来，根植于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在佛山的小悦悦离世的现今世代，犹有提倡的必要。
看来，国学的兴起，自有其历史渊源与价值。
羡傅说守定岩前版，叹灵辄吃了桑间饭，劝豫让吐出喉中炭。
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
这是元人查德卿所写的一首［仙吕］《寄生草?感叹》。
起初吸引我目光的是这首元曲一句一典，再去看的时候，发现了查德卿这一声感叹可谓是一步一声空响，几乎是深恶痛绝地回响在元朝的上空。
“磻溪岸”指的是太公吕尚在渭水河磻溪岸边垂钓，终于遇到了周文王，被文王礼贤请出，而后辅佐文王武王两朝灭商兴周，奠定了周王朝的八百年江山。
“拜将坛”指的是汉初三杰韩信，被萧何月下追回，刘邦筑坛拜将，韩信受命，从此决胜于千里之外，进关中灭霸王，建立赫赫战功，可是最终这把良弓还是在飞鸟尽了之后，被吕后彻底埋藏，那未央宫的深处，似乎还留有韩信的悲腔。
“岩前版”指的是傅说曾隐于傅岩（山西平陆）从事版筑工作，后被商王武丁请出，辅助武丁成为中兴明主。
“桑间饭”说的是晋灵公的大夫赵宣子在首阳山打猎，于桑阴中休息时见到了正在挨饿的灵辄，便赐给他饭食，后来晋灵公派灵辄刺杀赵宣子，灵辄为报恩救了赵宣子。
“喉中炭”：豫让是晋国智伯门人，智伯被赵襄子所杀，还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作饮器，豫让立志报仇，刺杀未遂后，将自己身上涂上漆装成癞子，又吞了炭弄坏嗓子，继续刺杀，赵襄子抓住豫让，认为他是义士不忍杀之，就脱袍给豫让，豫让刺袍全了自己的志节。
“凌烟阁”：唐王朝建立后，太宗李世民将24个功臣的像画在在凌烟阁上，作为怀念。从此凌烟阁成为功名的图腾。
“连云栈”在褒斜谷（陕西褒城北），因为长安为几朝国都，被喻为仕途，此句是说仕途中步步都是连云栈，步步是险恶。
一句一典说得凌厉，听着惊心。
查德卿用词太狠，这些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和事迹，在他眼里皆为不合时宜，能读出他的心里充满了悲愤，颇似一声声从天空倾泻而下的控诉。
再看此曲，姜太公与韩元帅两句，犹如两座山峰突起，且是壁立千仞，姜太公伐纣成功，韩信忠心辅助刘邦，皆为开国功臣，可查德卿却认为姜太公不该离开磻溪岸，韩信不该拿命去换拜将坛，在他这里，这些都不值得，他批判的是忠君思想吧。
接下来，查德卿还说傅说就该守定在傅岩做版筑，灵辄就不该吃赵宣子的饭，豫让快点吐出那喉中炭，他非常鄙视这种为统治者效命的行为，与前面两座山峰相比，这三句犹如瀑布从山间轰然垂下。
最后两句点题，他认为前往凌烟阁的路上都是鬼门关，前往长安的道上都是连云栈，既说官场的险恶，也说仕途的黑暗，更有着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几乎要颠覆我们多少年建起来的儒家传统。
他批判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这几个人，姜太公、韩信、傅说都是受君王礼遇，从而出山开创了一时盛世，他们都有着兼济天下的情怀，当然也有着一定的忠君思想。灵辄和豫让是古之义士，为自己的心中之义，用生命去诠释，豫让有一句名言：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成就了他的无双国士，这些精神涵盖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礼义系统，该是被批判的吗？
当然，元朝是我们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朝代，成吉思汗用铁蹄为我们拓下了广域的疆土，然文化的贫乏却难以让这个朝代永久挺立，短短的几十年，当是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寂然。在这样的朝代中，注定了如流星般的官场与仕途，多少文人志士难以建功立业，难以一展襟抱，只好对元朝的现状发出各种不平之鸣，这些元曲就带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问题在，我们怎么看？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把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600年间，称作人类“历史的轴心”，认为那是奠定了人性之精神基础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各种基本思想。这个时代正是我们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
这个时代天子失位、诸侯争霸，《战国策》把这段时期称为“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由于争霸局面的形成，就有了人才的需要，于是就有了一批士阶层的崛起，士是指那些文化素质、政治意识、经济状况略高于普通百姓的人共同构成的一个社会群体，其社会地位近乎于庶民。他们朝为布衣，夕可能成为卿相，《战国策》说他们是“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长袖善舞，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饕餮。由他们而形成的文化与价值观在兵戈长矛的碰撞中争鸣升华回响，以至于左右了我们后世2000年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就是一种以忠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首曲中的姜尚、傅说、灵辄、豫让都是先秦之人。
忠义在那个时代又是两个不同而又独立的概念。
忠是坚定不移的，忠的前提是诚心尽力，恪尽职守，要忠贞不二、忠贞不渝、忠于职守、忠心耿耿、忠贯日月；义是指做事适宜，合情合理，要扶危济困、施惠于人，要不畏****，是一种品格和情操。
实际上，忠与义又难解难分，有忠心的必有正义，有正义的必有忠心。历史上的许多文人志士都演绎过这种忠义。
面对我们现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心淡薄的状况，这种忠义文化该批判吗？
不，我不认为。
戏曲的束之高阁一定程度上与剧目所传达出来的这种愚忠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觉得忠义还是该提倡的，倒不是说要象古之志士那样誓死效忠于一个君王，而应该是忠于我们的国家，忠于我们的民族，忠于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代。
更应该是的有一种义长存于心，要有大仁大义，义薄云天，用义这个珍珠串起淡薄的人心，为社会增添一种粘合剂。
当初孟子曾对宋勾践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圣人所言不虚，我们有能力时自当修身治国平天下，为百姓们创造一方净土，让人民安居乐业，这种大义最应该提倡，能力不足时，独善其身也好，也不失为一种义。
士为知己者死，放在乱世自有其高洁处，放于今世，也该批判着吸收，不然，高山流水就失去了韵味，山野与庙堂、樵夫与官宦再不能凸现可贵。
在我看来，根植于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在佛山的小悦悦离世的现今世代，犹有提倡的必要。
看来，国学的兴起，自有其历史渊源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