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走进灶间想要帮父母亲一起烧饭，父亲说难得回来一趟，还是他烧吧。看到母亲也在灶前忙碌着，自己就坐在土灶边烧火。
花生叶放进去，再抓几片玉米叶引火。擦亮火柴，放在玉米叶下，火苗呼的一下燃起来，伴着花生叶的噼啪声，火势很快就旺了。火苗被空气的吸力往灶台后方吸，时而回旋，时而跳跃着，变幻着不同的形状。看着炽热而又稳健的火焰，内心渴望回家的躁动得以释然。那种渴望，依然强烈，却像燃烧的火焰一样，可以在灶台里盛放，土灶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够将我这份思乡之情恰到好处地控制在热烈的胸腔里，而不会打破这种限度。
父亲熟练地从灶台边的盆里舀起一铲油倒进锅里，锅里立马响起了嗞嗞声。盆里的油是家里炸油条剩下的，用来烧菜会更香。父亲伸手感受了下油温，对我说：“火不够大，架硬柴。”我就从灶台里面抽了两根硬柴，使劲一掰，断作二半，可是还是太长了，想要再掰一次，却掰不断了。父亲说道：“烧火不能着急，要一根一根掰。”我按照父亲说的做，果然很轻松。所谓的“硬柴”其实是棉花秆，大半人高，拇指般粗，在我七八岁时已经领教过它的“硬”。那次放学回家，父母亲还没回来，我撂下书包就往地里跑。跑到地里，父母亲正在拔棉花秆。我站在一株跟我差不多高的棉花稈前面，呈马步状，两只手一上一下，想要使猛劲一下子拔起来，可是棉花秆的根部只是动了动，没有一点被拔出来的迹象。我偏不信，深呼了口气，心里默数“一、二、三，起”，那根棉花秆慢慢地动了，但还不是一下子就能拔起来。我憋红了脸，继续撑着发力，终于，带着一团土，拔了出来。拔出来那一刹那，棉花秆和我同时摔到地上，细碎的泥土钻进我的衣服，透着清凉，棉花秆压在我的身上，已经泛黄的带着泥土味的棉花叶盖在我的脸上，透过叶的缝隙，我看到了晚霞调皮的表情。父亲走过来笑着说：“不要使蛮力，手要弄坏的。”我这才发现父亲手里有一根铁棍，上面有一个铁钩，他把棉花秆嵌进钩里，铁棍支撑着地面，铁棍稍稍一抬，棉花秆就乖乖就范了。第二天早上，发现我的手上果然起了个白泡。柴火的品种很丰富，还有玉米秆、花生叶、大豆叶，地里种什么，收获之后都可以做柴火，直到化为灰烬才完成它们的使命。我最喜欢的是花生叶，不用掰，直接放进去，还有清脆的噼啪声。但父亲说要想火旺，还得“硬柴”，每种柴火都有自己的秉性。
炸调料的刺鼻香味打断了我的思绪，葱、辣椒、胡椒、花椒、八角，一应俱全，每一个地方在吃口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家乡那边烧菜颇讲究味道，各种调料自然不能少。这种味道，从我小时候就这样，一直没有变。上大学在北方，大饼加大葱，这种辛香辣的味道吃不到了，毕业后到了上海，吃口也很清淡。为了照顾妻子的口味，家里除了油盐酱醋糖外，再没有其他调料。有时跟朋友出去吃饭，刻意点些比较辣的川菜，也找不到家乡的这种味道。其实，准确地说，是自己家的味道。葱是院里拔的，辣椒是地里种的，土灶还是那个土灶，最重要的，是那个永远不变的掌勺的。
在城市的周末，我和朋友去野餐时也生过火，专业的烧烤炉、上层的无烟炭、干净的纸张引火，却折腾了半小时，眼泪鼻涕一大把，最后浇了点油才生着火。没有探究过土灶的科学性，但在我印象中，乡村的一日三餐很是规律，不管是似火的盛夏，还是冰冷的寒冬，都是用土灶完成的。清晨的炊烟，迎着早起的鸡叫声，唤醒了贪睡的孩童;中午的炊烟，伴随着忙碌的身影，驱散了半天劳作的辛苦;傍晚的炊烟，映着落日的余晖，眷恋着迟归的农人。灶台里连着三口锅，外面的是小锅，人少时用的;旁边是大锅，人多时用的，最里面的叫后锅，很小的一个锅，连着烟囱，火苗余温才能触及到的地方。早上烧饭时，往后锅里加点水，等饭烧好，后锅的水也热了，就是我们的洗脸水;晚上烧饭时加点水，就是我们的洗脚水。最奇妙的是，洗好碗在锅里放点水，把半盆面放在水里，盖上锅盖，就可以放心去睡觉了。靠着烧饭时剩下的柴火的余温，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竟变成满满的一盆，正好用来蒸香甜可口的白馒头。
小时候，爷爷奶奶还和我们住在一起，家里的院子里还养了一条狗、两头猪、十几只鸡。在那个物质还比较贫乏的年代，家里能自给自足的就尽量不会花钱。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烧一大锅苞谷撑子红薯粥，那就是我们的主食。吃剩下的，就加点水，和打面残留的麸糠拌在一起，成了猪、狗和鸡的佳肴。我有时吃得慢，端着碗看着猪和狗吃着和我差不多的食物，竟完全没有觉得有违和感。苞谷撑红薯粥每年会陪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现在我仍然看到红薯就有一种想吃的亲切感。家乡是平原，不种水稻，主要是面食。小时候最想吃的就是米饭，因为米都是要买的，不像面粉和玉米那么方便。偶尔吃一顿，就喜出望外，端着碗屁颠儿屁颠儿地去邻居家溜达，爷爷就在后面说：“白米稀饭掺绿豆，娃儿们吃了拉泥鳅。”后来我和哥哥陆续去外地上学，爷爷奶奶也相继去世，家里就剩下父母亲两个人，土灶里的大锅就不怎么用了，用得最多的是旁边的小锅。上学期间偶尔打电话回去问他们在干什么，吃过饭没有，他们总说“不急，两个人的饭，几把柴就好了”，脑海中就浮现出他们一个人烧火，一个人炒菜的情景，有时会不由自主的眼眶湿润。
父亲打开锅盖，排骨的香味扑面而来，他看了下，对我说：“弄小火，再炖一会儿。”我就不再架硬柴，添些玉米叶。手里捏着柔软的玉米叶，我突然问父亲说为什么不养狗了，父亲说靠近公路，不好养了。我看着那堆玉米叶，那里曾经是最柔软最暖和的床，是我最爱的黑球的窝。那是一条全身黑只有头上有些白的狗，是走亲戚时我赖着父亲从二姑家抱回来的，大我三岁的表哥还哭了半天。抱回家后，睡觉我也想抱着它，父亲说不能睡床上，他有个好地方，保证冬天不会冷，就带我到灶台边，在一堆玉米叶中掏一个窝，把黑球放进去。黑球刚开始还不习惯，一个劲地叫，没过多久就适应了，我去灶台的频率也高了。渐渐地，黑球成了我最忠实的玩伴。小河边、打谷场、玉米地，经常会有两个奔跑的身影。我到哪里，黑球就跟到哪里，那会儿我觉得自己就是至高无上的指挥官，黑球就是我的开路先锋。当然，也因为追得院子里的鸡四处逃窜而被父亲骂。遇到我和小伙伴争执时，黑球也会站在我旁边，冲小伙伴叫，为我助威呐喊。我上学时离家二里多路，黑球送我到村口还不肯回去，每次都是我假装拿土坷垃丢它，它才肯走，还不停地回头看我;等我放学时，它便早早地在村口等我，看到我就飞扑过来，把口水蹭在我的脸上，我们再一起回家。然而在一次放学后，我没见到我的黑球，我连忙跑回家也没找到。我慌了，我哭了，我喊得嗓子都哑了，满村子找，再也没有找到。后来听母亲说，那段时间老鼠多，村里有不少老鼠药，黑球可能吃到了。
再后来，省道开通了，乡亲们都搬到了公路两边。院里铺上了水泥地，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虽然还有土灶，但也用上了煤气。母亲固执地认为，只有土灶烧出来的饭才是最香的，我也这么觉得，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母亲舍不得浪费钱，因为柴火是免费的。
思绪正随着火苗翻腾，被父亲的声音打断了：“好了，别烧了，再烧排骨就老了不好吃了”，说完端起半瓢水往火头上一泼，顿时灶底的黑灰都扑了出来，我连忙躲开，父亲说：“没事，平常在外面吃饭，锅里没点黑灰还不好吃呢!”
等锅灰渐渐消失，我又坐回了土灶边，手暖暖的，脸暖暖的，时不时和父母亲拉两句家常，心也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