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作家的买房辛酸史
1918年左右，鲁迅的家人和族人把老宅卖了出去，同时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准备把他的日本媳妇羽太信子接到中国定居，为了让母亲和兄弟有个安身之所，鲁迅赶紧着手在北京买房。
当时鲁迅做着教育部佥事，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在民国做官，没有免费的公房，也享受不到便宜的内部认购，以至于大多数官员不得不像宋朝的“干部”那样，只能长期租房居住。1919年，鲁迅才买下第一所房子。那时候，他已年近不惑。
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鲁迅买房相当谨慎：从1919年1月到7月，他先后在北京城区的报子街、铁匠胡同、宁伯街、鲍家街、蒋街口、护国寺等处看房，花了大半年时间，才选定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一处四合院。为了规避风险，他又去警察厅、巡警分所、市政公所等有关部门，调查待购房屋有没有产权纠纷。
“买房不是买白菜，无论民国时的鲁迅还是今天的我们，买房时都要掂量再三。那时候买房要多方打听，害怕一房二卖，要查产权，买二手房还担心周边邻居是否好相处等等，跟我们很相似。”——《民国房地产战争》作者李开周
比居住质量，而不是产权归属
作家冰心年轻时，跟着时任海军部军学司司长的父亲谢葆璋在北京租住四合院，院子大得可以建一个儿童游乐场。后来冰心旅居英国，在伦敦找房子，发现绝大多数所谓豪宅的Back garden(后花园)都不过是一块豆腐干大小的草地，只够摆放一只鸡笼和一个狗屋而已。冰心骄傲地对英国作家伍尔芙说：“我们中国的后花园是可以‘订终身’的地方，再不济也有一个亭子、几盆花草、几棵树。”冰心不知道那时候伦敦的地价已经高达300万两一亩，折合大洋近400万块，谁家的Back garden真要开辟得像北京四合院那样天广地阔，那铁定是超级富豪无疑了。
民国时大家的购房心理，跟我们不一样。李开周说：“现在我们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才踏实，民国人却只关心房子是不是够住，而不关心所住的房子是不是属于自己。换句话说，我们追求的是‘有住房’，民国人追求的是‘有房住’。在整个民国时代，除了一部分靠房租养家的包租公和靠炒房取利的投资客以外，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没有买房的欲望。”
当然，民国人也攀比，也爱虚荣。但他们比的不是谁家买了更多的房子，而是谁家的房子更大(不管是租的还是买的)、更舒适，谁家的家具更时髦，谁家的装饰更精雅，谁家的保姆更懂事，谁家的厨子更牛，谁家率先买了黄包车并且专门雇了车夫……总而言之，他们攀比的是居住质量，而不是产权归属。后来鲁迅之所以决定买房，是因为要把母亲、兄弟、妻子等等亲属接到一起住，需要一个既开阔、私密性又强的住所，而北京城里很难租到这样的住所(例如鲁迅租住七八年的绍兴会馆就没有私密性，甚至不允许房客携带女眷)。
也因此，当时一般消费者账面上的存款数额更低。鲁迅每月平均收入在500块大洋以上，不吃不喝不乱花钱的话，用不了一年，他就能把西直门八道湾那所四合院买下来。可是在1919年之前，鲁迅领到薪水后，先寄100块大洋给绍兴老家，然后就去逛琉璃厂，买古书、买碑帖，隔两三天就要逛一回，每回都要花几块大洋乃至几十块大洋。所以他只能贷款。
居住成本高，名人们多有过租房生活
在没买房前的十年，鲁迅先后在上海三个地方租过房子，几乎跟鲁迅同时，茅盾和叶圣陶也在景云里租房，跟鲁迅是邻居。梁实秋和郭沫若也跟鲁迅一样，拥有租住亭子间的经历。
比鲁迅定居上海稍早两年，郭沫若从日本来到上海，携妻带子租住亭子间，跟石库门里的其他租户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水龙头，三姑六婆家长里短，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吵得他脑仁疼。他想写作，刚一动笔，孩子就哭，脑子里乱打架。另外他租的房子跟另一家房东的房子挨得很近，“顺手把西窗推开，对面邻家的亭子间便出现在眼前。两窗的距离不过六七尺的光景，中间隔着一道与窗眼下缘等高的尺余宽的粉墙。”
梁实秋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亭子间生涯》：“厨房里杀鸡，无论躲在哪一个角落，都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生火，可以看到一缕缕的青烟从地板缝里冉冉上升……”李开周说：“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像鲁迅、茅盾、叶圣陶、梁实秋、郭沫若这样的名家，收入必然很高，就算不买上几套豪宅，也不可能穷得去租亭子间啊。其实他们的收入确实很高，可是在民国时代的上海，他们是买不起房的，只能租房，倘若再不善理财，手头没有很多的积蓄，连稍大一些的房子都租不起，那就只能租亭子间了。这也进一步证明旧上海的居住成本实在是高得吓人。”
女作家丁玲曾独自在一所名叫“通丰公寓”的筒子楼里租单间。那所单间的布置是这样的：“床是硬木板子的床，地是湿湿的、发霉发臭的地，墙上有许多破破烂烂的报纸。”民国十七年，丁玲和胡也频转战上海，他们和好朋友沈从文在法租界善钟路拼租一间房，沈从文睡床，丁玲和胡也频睡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