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谢肇淛所撰《五杂俎》记载：宋子京留守西都，有同年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农家艺麦费耕耨(觉得农民播种麦子耕耘费力)，改用长锥刺地下种，自旦至暮，不能一亩;又值蝗灾，科民畜鸡，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鸡之利。”克期令民，悉呈所畜。群鸡既集，纷然格斗，势不能止，逐之飞走，尘埃障天。百姓喧阗不已，相传为笑。
按照河南令的意愿，长锥刺地播种，便利是便利了，只是一日不能播种一亩，效率太低了。鸡吃蝗虫，畜鸡不但灭蝗灾，还可以顺便带动发展养鸡产业，可谓一举两得。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鸡不遂人愿，不老老实实地吃蝗虫，竟“纷然格斗”，互相斗上了。结果“畜鸡治蝗”成了笑谈。
河南令下达地方政策不可谓不严肃，最后却以闹剧收场，原因不言而喻：唯长官意志是论，不调查研究，不体察民意，一拍脑门儿，就定政策。“长锥刺地”和“畜鸡治蝗”的初衷不可谓不好，甚至从体恤百姓的角度来看，充满了制度善意，但是，善意归善意，因为不了解民情，没做调查研究，最终劳民伤财。如此看来，善意结了恶果。
类似的善意明人冯梦龙撰《古今笑》也曾有过记载：德清有马主簿，本富家子，愚不谙事。忽一晚三更时，扣大令门甚急。令以为非火即盗，惊惶而出。簿云：“我思四月间田蚕两值，百姓甚忙，何不出示，使百姓四月种田，十月养蚕，何如?”令曰：“十月间安得有叶?”簿无以对。
德清主簿不可谓不勤政为民，连在家休息时都念着民生：百姓四月种田养蚕，两条战线劳作太辛苦。富家子出身的主簿脑洞大开，以为把种田养蚕的时间错开，便可解了百姓的忧愁，以致激动得睡不着觉，半夜三更去敲大令的门，献上自己的“锦囊妙计”，结果被大令一盆冷水浇醒。——得亏大令不糊涂，否则，百姓等着遭殃吧!
充满制度善意的政策规定，却引发老百姓的质疑和不满，导致很多政策法规无疾而终，甚至成为笑谈的例子，不只封建王朝独有，如今的官场也不鲜见。
2014年麦收季节，安徽省太和县政府召开了一次“三夏”暨秸秆禁烧工作会议，会议发出明文规定，为了杜绝农民焚烧秸秆，所有小麦收割后的麦茬高度，要严格控制在10公分以下。当地的一些农民反映，这会增加收割成本，不少农机手拒绝为村里收割小麦。收割机跑了，麦收时间又紧迫，让农民十分着急。(2014年6月2日中国之声)
“麦茬限高令”的初衷是善意的，目的在于通过量化管理，防止农民焚烧秸秆，减少大气污染。然而“麦茬限高令”颁布前既没有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又没有听取农民的意见，结果决策脱离现实，农民不愿承担额外开销，农机手又不敢收割(10公分以下，如此精确的高度谁能保证?)，结果导致农民麦收陷入困境。充满制度善意的决策，却因决策者的想当然，盲目地规定硬性而不合情理的指标，变成了一纸空文。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一个荒唐的故事。晋惠帝当政时期，有一年闹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导致许多人活活饿死。消息传到皇宫，“善良”的晋惠帝很是同情百姓，也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经过一番苦想冥思，高居龙椅之上的晋惠帝终于悟出了一个好方法：“何不食肉糜?”(语出《晋书·惠帝纪》)
衣食无忧、高高在上的皇帝佬儿，从不深入民间，不察民情，不知百姓疾苦，所以才想出这样的“好点子”。“何不食肉糜?”其实一语道出了类似制度善意的真相：高高在上的当政者，脱离劳苦大众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