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爷爷还在世的时候，老屋一直由他一个人坚守着。与其说他坚守着老屋，不如说他坚守着奶奶。奶奶早他几年去了天堂，寂寞的爷爷一个人每天陪着墙上的奶奶，一架古老的摆钟也和爷爷一起看着墙上奶奶的微笑。在时针一圈一圈的转动中，奶奶终于也接爷爷去了天堂。老屋从此再也没有人住了，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老屋。
近日父亲来电说，家乡的老屋要拆了，什么时候有时间去乡下的老屋拍一张全家照，也算是对老屋的一种纪念。抽了一个大家都有空的日子，全家人一起去了一趟老屋。老屋周围的野草疯长得有半米多高了，老墙上的石灰都掉落了，露出了里面带着沧桑的砖头。窗棂上陈年的蜘蛛网在风中摇晃，窗台上积满厚厚的灰尘。屋门上的油漆都被风雨无情剥落，锈迹斑斑的铁锁忠于职责地在履行它最后的责任。一看就知道好久没人住了。目光所到之处尽是破旧、透着荒凉。我很心酸，老屋一直苟延残喘在这片桑林最深处的野草丛中，犹如在世时的爷爷拄着拐杖，在小路的尽头翘首等待我们的归来。
老屋的后边有一口老井，井水依然清冽。只是那份甘甜自从离开老屋后我再也没有尝到过，还有记忆中的那碗用井水烧开的绿澄澄的白米粥。童年的欢笑声也无声无息地掩映在长满青苔的井沿上。大人们在井边洗衣服、淘米，一天最热闹的时间总是在清晨。他们的说笑声把我们从睡梦中叫起，揉一下惺忪的眼睛，捧一把井水抹一下脸，我们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记忆中的老井周边有一片茂盛的凤仙花，女孩子在井边用红艳艳的凤仙花汁涂指甲，然后再伸张开手指到处炫耀手上的美丽;男孩子们会调皮地抓一只青蛙扔到井里，再在井边观察井中之蛙，恶作剧的后果总是引来大人们的一阵臭骂。
井边的石臼风雨无阻地陪伴着老井，它们两个似多年的朋友，尽管都是老态龙钟了，但是他们始终是不离不弃。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石臼，就似一位多年的看家人，它坚硬地撑起厚重的身躯，威严地守护着风中的老屋。
拿起相机把石臼的容貌摄进镜头。透过镜头，我仿佛又见闻到了一股糯米的清香。每当过年的时候，一根巨大的木榔头敲打石臼里面的米粉团发出的沉闷的敲打声总会侵入耳膜。米粉团随着敲打越来越韧。热气腾腾中一块块的年糕就成形了。孩子们用一根筷子的尾部，沾上红纸浸出来的红水，在年糕的中间点上一朵朵梅花，年糕立马就充满了过年的喜庆。孩子们小手上沾染着红水、脸上粘满白色的米粉，在一片烟雾缭绕中啃着一块块刚刚出笼的年糕粑粑，满足的犹如京剧中得势的小丑。
妹妹的乐园是屋前的小池塘。青石板的河埠头妹妹经常和同伴们摸田螺。脑袋上、脸上沾满泥浆或是水草，往往田螺没有摸到却被一只大螃蟹夹住了手指，尖叫的全村都能听见。她那狗爬一样的泳姿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曾一天下水五次不肯上岸，还挑衅站在岸上的爷爷。爷爷在岸上不停地叫她上来，可她就是不听话。无奈的爷爷只好拿根长长的竹竿在岸上赶她上岸，可竹竿够不到她，她在水里不停地移动位置，并不停地对爷爷说，你下来啊你下来啊。年迈的爷爷只好扔下竹竿下水把她拎上来，妹妹哭得哇哇大叫，嘴里喊着：下次我不敢了，我真的不敢了。
可是眼淚、鼻涕还没有擦干，村边的小路上就传来了卖棒冰的吆喝声。贪馋的妹妹竟然衣服都来不及换，光着身子屁颠颠地追着卖棒冰的人买六分钱的奶油棒冰去了。不知现在的她还是否会记起六岁那年的夏天，在一片蝉鸣中，天真、可爱的她给我们带来的一阵欢笑。后来，每次一家子说起老屋，她这个事情总是会被提起，也成了老屋的一个经典的故事。
老屋的往事，淹没在光阴的故事里。
推开奄奄一息的屋门，我对里面的一切是再熟悉不过了。老式的雕花床上留下了儿时躺在床上伸出双脚，父亲躬着苍穹的背给我们剪脚趾的身影;黑旧的老灶台上留有我七岁时搬着长凳爬上灶台第一次做饭的痕迹;屋旁边的桃树下依然能清晰地听见表姐和表哥为了抢树上的最后一个桃子而大打出手的吵架声。
桃树还是在风中吹动，只是杂乱的枝丫也在告诉我们它也苍老了。同样年迈的还有五斗橱上的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已经结束使命的台式电扇;爷爷的藤椅还在，一条腿被绑了好多的布条、藤条断的也所剩不多;奶奶的老花镜还静静地躺在那个带有铜环的抽屉里;还有西屋里的妈妈的嫁妆——两只漆皮脱落的红木箱子和一只梳妆盒。它们都在时间的长河里侵蚀、斑驳、褪色，却一直留在老屋里，清清楚楚地带给我一份缠缠绕绕的回忆，而这回忆却是永恒的。
落日的余晖淡淡地扫过村庄，最后一次望着暮色中的老屋，我心里的疼一圈一圈地漾开来。老屋就这样伫立在那儿，安静得让我想哭。尽管往事会发黄，岁月不可重来，可我还是把老屋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都记录在相机里，再镌刻在心里。我会把这些珍贵的故事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并让他们去感受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没有过的蓝天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