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微信朋友圈疯传一段视频，说是阅兵式以外最感人的一幕、足以载入史册云云——点开看了，原来是上海虹桥机场，一帮年轻人玩儿的一种叫什么快闪的游戏，好好地，一个个突然唱起歌来，是几首抗战主题的歌儿。可原本令人振奋的歌曲，在他们口中唱来，却合了一句话剧台词：“一股窑子味儿。”我貌似尖刻地对此视频批评：什么都能搞成亵玩娱乐，声音浅躁，咬字轻浮，嘴里头不干不净像含着块鞋垫儿一样……
有朋友看了，评论道：你过苛了。我却未觉得自己过苛，反觉苛得远远不够。自古以来，讽谏者，“非激切不足以动人，激切则近谤讪”，又云：“直必见非，严又被惮。”
近年来，我一听现在的歌手翻唱老歌，很容易产生这种厌恶的感觉，若诉诸文字，一般都是这种“近乎谤讪”的尖刻言辞。
我不是老歌的死党，也不常听老歌，我只是厌恶现在一些歌手唱老歌的方式。比如，我不喜欢听歌手用“新方法”唱《南泥湾》、不喜欢他们翻唱的《刘三姐》中那首《唱山歌哎，这边唱来那边和》，现在的歌手，唱这些歌，口腔都打不开，就是用力气瞎往前冲，咬字没有“头腹尾”之功，更别说讲究“边实”了。所以，听起来，给人一股非常轻贱的感觉。听这种唱歌，不由得我不保守。比如视频中的《松花江上》，听不出歌曲应有的失家园的悲怆，而是那种事不关己的轻浮，你分明能感觉到歌手边唱边目动眉挑了。
风起于青萍之末。从历史上看，歌声实在是一个时代的命运气数在人身上的真实反映，人作为有灵性的生物，能毫纤不差地反映此时代的本质。南宋气数已尽，文天祥作为当时擎天柱式的人物，与陆秀夫、张世杰等依然膂力扛持着气息奄奄的南宋王朝，辗转颠簸，以图复兴。他内心也知道事已不可为，但犹如父母重病，明知药石已无效，但为人子者，须尽仁孝之道，岂能罢医停药，收手不管!所以，他如此回答蒙元丞相孛罗：我们之所以立赵氏年幼的新君，一位不成，复立一位，是因为天下一日有君，则为人臣者须尽一日臣责，天下百姓望而知有所归从。岂能明知天下大势已去而纷纷背叛!
文天祥被执，押解至元大都。夜晚于牢狱之中，忽闻附近元兵营中军歌，其声雄伟壮丽，“浑然若出于瓮”，文天祥起而谛听。他问旁边的狱卒，这是什么歌，答曰：歌名《阿剌来》，“起于朔方，乃我朝之歌也”。文天祥听了一会儿，尔后无奈地颓坐于地，黯然道：“此黄钟之音也，南人不复兴此!”文天祥在南宋，未曾闻听这种黄钟之声。但作为一个饱学之士，又有千古独步的慷慨志节，文天祥无疑具备了这种“审音”的能力。是的，“审音”是一种稀缺的能力，不是凡长着耳朵就能具备的。
元朝的气数也不长，其统治狠戾而残忍，各种矛盾忿争积蓄叠加，伺机爆发。到了元至正年间，虽然实行新政，意图甚好，但已经无法逆转了。当时，同样的军歌《阿剌来》，闻之者，再也没有人能听出其有“浑然若出于瓮”的雄伟壮丽，反而总是觉得“此音凄然，出于唇舌之末，宛如悲泣之音”。元朝至此，已距离衰亡不远。
同样的歌曲，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原因不是歌曲的问题，而是唱歌的人出了问题——时代不同了，人不一样了，内心所能感会于天地的，就不一样了，形诸声音，就味道大不相同了。
今天，能具备“审音”能力的人，是少而又少的，“一般人”不具备“审音”能力。你跟他谈上海虹桥机场这个快闪如何地淫逸轻浮，多数人必然不同意，会说你尖酸刻薄云云——有时候，乡愿不是道德和人品问题，而是资质、素质的问题。
当然也有同意我的尖刻评论的。还有骂出的话比我更狠的。北京某兄，借着这个话题，与我谈这一段时间各剧院复排演出的红色京剧“样板戏”——他说现在的演员：他们嗓音、功夫等等技术没问题，缺精神。一个个很“亢奋”，但却不“硬”，差着一股“劲儿”。又举《东方红》为例：邓玉华唱的《五彩云霞》，优美但透着真诚的硬气，这硬气就是骨气、风骨;不像现在，那些歌手唱得那么亢奋而不硬气，一个个像丢了魂儿。
这个时代一定还有一些人很保守、很执拗地坚持着自己认定的价值标准，哪怕自己所坚持的东西早已为世俗红尘淹没。这样的人，常常与世俗中的见怪不怪难与容焉，有时甚至会很愤怒，但他的愤怒你也许永远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