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发表过一篇《当面批评难》，感到言犹未尽，还想啰嗦一下。任何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群众”呢，我说也不例外。有一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我发现这群数量庞大的“英雄”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相当多数的人不敢(不愿)当面批评领导。前些天，在电梯里，一位与我关系较好的同事笑着问我：“你敢不敢当面给领导提意见?”同事说的意见显然是指批评意见，于是我也笑道：“我不敢。”接着又补充：“但我敢提这样的意见：你严重违反作息制度，我们下班了你还常常在加班忙工作……”话没说完，两人一起大笑。我所以这样耍滑头，自然与我“胆小”有关，也因为我几十年来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而且，坦白地讲，与先父多年前的一句重要教导也不能说没有关系——那是在“文革”后期，先父去世前不久单独告诉我的一句：“要听(从)本单位支部书记今天说的话。”这句带有浓厚山东口音的语录多少有点调侃味道，很久以后，我才深刻认识到，这应该算是他不长的一生中最富于智慧的经验之谈。那时候不像现在，虽然《宪法》里也有“言论自由”，但很多人仅仅因为说了几句话写了一些字就陷身囹圄，有些甚至丢了脑袋。所以那时候敢写日记的很少，哪怕是最亲的父子或夫妻之间聊天，首先也要提防“被人知道”。其次还要尽量使谈话显得“正确”，以备即使被他人知道了，也找不出什么问题。上面这句“父子对话”，便是这种“煞费苦心”的一个典型。
按照那个时候的政治标准，先父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49年以前的大学生)，有“一般历史问题”(国民党员)，又曾经受过“处分”，而且家庭出身上中农，这个出身虽然不像地主、富农那样可恶，但又远没有“依靠对象”贫下中农那么可爱，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文艺作品里其面貌都很可疑。以他这样“问题不少”的个人经历和家庭出身，在那个大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不断的时代，他居然并未得到单位领导的“恶感”，至少没有在政治上把他打成什么“分子”，常常还被委以重任(比如××县“革命样板戏汇演评委”之一)，说明他必然有某些过人之处。根据当年我家的经济状况，他绝对无力以向领导“送礼”来博取好感。因此，最大的可能就是依靠上面那句“传家宝”。这句话言简意赅，即使被他不懂事的儿子“泄露”了出来，也没有什么“大逆不道”，反而不乏“进步”的意思在内：明确表明了是“要听党的话”，因为支部书记是党的组织的负责人。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另一层真正重要的意思，则是，县官不如现管，真正掌握你命运的是“本单位领导”，对领导只能“听从”，不能顶撞，“不能当面批评”更是不言而喻。然后还有一点，为什么要听“今天说的话”?同样分为不同的两层含义，可以公开解释的一层，是因为“阶级斗争复杂”，革命形势随时在变化，所以要“听今天的话”。隐藏其中的另一层含义，真正要他的儿子领会掌握的意思，便是，领导“今天”怎样说就怎样做，任何情况下都要服从，决不要管他以前是如何说的，更不要去分辨正确和错误。
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七年后的今天看来，先父当年的“遗言”显得既“落后”也“错误”，但我却完全理解了他的苦心。现在与那时候相比较，有了极大的进步，我们现在过的日子，父辈们当年在梦里都难以想象。但奇怪的是，我仍然基本没有违背先父那句“谆谆教导”，基本不敢当面批评领导，还是“怕领导”。尽管现在吃饭、穿衣都不再须要领导批准的粮票、布票，外出旅行也不用本单位领导批准再开介绍信。住房自己掏钱买，医疗有保险，甚至我这十几年来写了这么多杂文虽然也自信“大部分是正确的”，然总有少数错误的，却也没有把我打成什么“分子”(但估计我可能给少数编辑带来过“不便”，抱歉)。在如此宽松的环境下，我现在还是“怕领导”，连当面提批评意见都做不到，大约一方面说明我的思想觉悟确实不算高，另一方面，不能不说有些东西变了，有些还没有变，或变化不大。对于普通群众来说，本单位领导的权力仍然显得过大，特别是“自由裁量权”太大，对领导却缺乏有效的制约。群众主宰不了领导的任命和提升;相反，群众在很多事情上却仍然必须仰赖领导的“恩准”。领导随便把你打成“右派分子”是不容易了，但你的职称和职务的提升、你的表彰和奖金的获得，还有这样那样的很多“好事情”，包括子女亲属的工作安排，无不都仰仗着领导对你的“主观印象”，群众怎么可能“当面批评领导”?如果在这些重要方面不进行“深化改革”，只是一厢情愿地要求“当面批评”，我觉得，这只能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外加“冒险主义”，既脱离领导的实际，也脱离群众的实际。实在逼急了，群众只好拿“性格有点急躁”和“不爱惜身体”之类的所谓意见来搪塞，说的和听的都尴尬，都无聊。与其这样，不如不提，恐怕更实事求是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