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中记载了一个后来人所共知的故事：
管宁与华歆在园中锄菜，看见地上有一块黄金，管宁视而不见，把他看成与瓦石无别，继续锄地；华歆却面露喜色捡起金子细看，接着看了看管宁的脸色后，才扔掉那块金子。后来，两人在一张书桌上读书，有华冠锦车从门口路过，管宁神色依旧的在读书，华歆却放下书出去观看。管宁就把两个人一起坐的席子从中割开，说道，你不再是我的好朋友了。
之后，管宁成为一代名士，华歆做了司徒、被封侯，做了很大的官。
那么，管宁在这件事上，为什么不留有余地？这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正如冰炭之隔、琴瑟难同调，每个人的追求不同，其对待人事的价值观也不同。对管宁来说，你捡金子观看、出去看热闹妨碍我认真锄地、读书了，我们不是一路人，所以还是早分开为好，一派名士做派；而对于华歆来说，却表达了他对金钱与权力的渴望，揭示了一种普通人的本性，你也不能说他有错。由于认识与价值观的的不同，孰对孰错，很难判定，一任诸公见仁见智、各说各理了。
陈寅恪一代大儒，但他却拒绝当时共产党炙手可热的人物康生的登门求见，直接导致自己的呕心之作“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他为什么也不留有余地？难道他不知道依附权力所带来的好处吗？1953年，中央成立历史研究会设立历史研究所，陈寅恪成被新政府认为是这个首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不二人选，但他以“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拒绝了。他为什么不给新政府面子、为什么不留有余地？这让新政府很难堪，便又派他的三大弟子之一汪篯专程去广东聘请，此时的汪篯已是一个忠诚的马列信徒，在与陈寅恪的谈话中不自觉地就使用了说教式的语气，这让陈勃然大怒，大加训斥之余，竟然说出“你不是我的学生”的断交之语，从此二人在也没见过面。他面对自己的得意门生为什么也不留有余地？
最后他开出了让新政府无法接受的条件：“我绝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是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汪篯的思想被马列了，陈寅恪说到做到，再也不认这个学生了。他为什么如此的绝情、不留余地呢？
曾被吹捧为“文化大虾”的易中天，在其皇皇大论《劝君免谈陈寅恪》的最后有一段高论：
“要想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
这里的重点是“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果真是这样吗？郭沫若倒是紧跟着“皮”走了，现在看来，他有意义吗？当时有意义的，时过境迁，可能就毫无意义。易中天归根结底并没有回答怎样做才是有意义的、怎样做才能具有普适的终极意义，按照他说的这个做法做下去，知识分子都变成了犬儒、权力的奴仆，这正是当今中国的写照，也回答了为什么中国十几亿人却很难出鲁迅那样的思想家的原因。
管宁、陈寅恪们孤独的背影已经远逝了，几成绝唱；但是他们的那份坚持、那种在原则问题上不留余地的决绝，才真正是中华文化中的精华，才真正是应该被后人继承下来的传统文化。
事实证明，在某些问题上是绝不能留有余地的，恶竹须应斩万竿，尽管纳粹也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德国现在的公路系统仍然是纳粹时代的底子，但德国没有给纳粹的再次泛滥留有任何与地，所以其国力上升，国际地位越来越高，这个民族越来越有希望；反观日本，战败后没有好好的清算军国主义的思想，给其留下了泛滥的余地，已经在逐渐成为亚洲的麻烦，其民族危机也越来越严重。
一些人总是用商人的思考去圆滑某些事，甚至在原则问题上也要相互遮掩、留有余地，在一潭污水中相互粉饰，自然不懂管宁、陈寅恪们的浩然情怀了，这其实也是霄壤之别、冰炭分明、琴瑟异调。有些人是注定成为不了朋友的，只能在世俗的尘埃里渐行渐远、永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