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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铜像与马丁雕像

时间:2013-05-24    来源:www.haiyawenxue.com    作者:安立志  阅读:

    春节前后,两尊人像吸引了人们的眼球。111日,在中国首都北京国家博物馆北门,竖起了一座孔子铜像,高9.5米。21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竖起了马丁·路德·金的雕像,高30英尺。

并非有意为之,但却颇多巧合。在时间上(见诸媒体的时间),两座人像的竖立,前后只有一月之差。在人选上,对于所在国的国民来说,两位都是名人。在中国,为什么是孔子,而非他人;在美国,为什么是马丁,而非他人,看来都进行了精心选择。在位置上,两座人像都竖立在国家的首都,竖立在两国的政治中心,这样的举措显然体现了国家意志。在目的上,都是为了弘扬国家的文化传统。孔子铜像的竖立,据说是为了弘扬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而马丁雕像的竖立,标志着美国黑人的梦想终于成真。

也许国情不同,我以为,二者的区别才是根本性的。

批判与维护,功能的不同。马丁·路德·金(以下简称马丁),首先是现行体制的反对者,他作为著名黑人民权领袖,领导了非裔美国人争取民权的运动,迫使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民权法案》,结束了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他在闻名于世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中指出:“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拟写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辉煌篇章时,就签署了一张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继承的期票。这张期票向所有人承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他批评政府,“今天美国显然对她的有些公民拖欠着这张期票。美国没有承兑这笔神圣的债务,而是开给黑人一张空头支票——一张盖着‘资金不足’的印戳被退回的支票。”他警告政府:“如果国家依然我行我素,那些希望黑人只需出出气就会心满意足的人将大失所望。在黑人得到公民权之前,美国既不会安宁,也不会平静。反抗的旋风将继续震撼我们国家的基石,直至光辉灿烂的正义之日来临。”与马丁的社会功能截然相反,孔子始终被历代统治者当做封建体制的维护者。在中国历史上,至少从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就成为封建王朝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喜欢“建设性”,至少不喜欢批判性。孔子就是一个以提“建设性意见”为职业的跑官典型。按照鲁迅先生的话说,孔子也的确为君主们设计过出色的治国方法,而且为推销他的“产品”,他低三下四地奔走于各国君主门下。然而,他那套方法,“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这也正是为什么孔子往往为统治者所欣赏、所推崇的根本原因。

奴役与解放,取向的不同。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二者价值与信仰的分析。(杂文精选)那么,孔子所追慕的价值与信仰是些什么呢?或曰他都曾提供过哪些治国之术呢?简单地说,孔子主要的政治追求,就是建立和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标志的统治秩序,而其理论基点,经过历代门徒不断阐释与演绎,已经成为今天的儒学或被其扭曲了的“国学”的基本内容,如“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等等。这种以宣扬官贵民贱、官智民愚、官管民从、官享民供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从根本上讲,只是为皇上制造更多的奴隶与“醉虾”,这对于帮助统治者奴役人民,保障封建王朝的皇基永固,国祚长久,显然是有益的,但却是以牺牲和剥夺民众的基本权利为代价的。这是就“内核”而言,在形式上,孔子的徒孙叔孙通,按照传统儒家礼仪,为汉高祖刘邦设计了一套朝仪,通过这套仪式,出身沛县“乡镇干部”的刘邦,才真正体会到做帝王的无上尊荣,他不禁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资治通鉴》汉纪三)这意味着,儒家通过“程序”进一步强化了君主制度。马丁却恰恰相反,他作为当时美国社会中被压迫、被侮辱的群体的一分子,他的思想与追求,始终是以保障和实现广大民众特别是美国黑人群体的平等权利为指归的。他说:“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他以“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斗争理性,坚持不懈地唤醒黑人群众的平等观念与权利意识,以首先实现黑人群体挣脱自身心灵的枷锁。经过包括黑人群体在内的美国民众的不懈斗争,他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在今天的美国社会,肤色不再成为受歧视的原因。美国黑人的平等权利已经获得法律的保障,而且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选举出一位黑人总统。

和谐与悖离,关系的不同。两座人像坐落在国家的政治中心,不可能不考虑与国家奉行的政治哲学的关系。马丁的雕像出现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体现了与国家哲学的和谐。与马丁相伴的另外两尊雕像,一是杰弗逊,一为林肯。杰弗逊是美国国父之一,《独立宣言》的作者。他在《独立宣言》中所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人具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政府必须经人民的同意而组成,应为人民幸福和保障人民权利而存在,人民有权起来革命以推翻不履行职责的政府等著名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人类要求独立与进步的斗争,因此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马丁在演说中就多次引用宣言的思想。如果说杰弗逊的贡献主要体现于文献方面的话,那么,林肯作为美国总统,其贡献主要体现于实践方面。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从而在美国结束了内战和奴隶制,使美国重新恢复统一。从其曾经致力的事业来看,林肯也正是马丁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先驱。而孔子出现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似乎与执政党的政治哲学格格不入。中国共产党最强势的领袖毛泽东以批孔著称,如果不考虑复杂的政治因素,单就文化批判的角度而言,毛泽东在批林批孔中关于“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意见,“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的看法,仍然有着时代意义。而在今天,孔子铜像,面向长安街,斜对天安门,居然与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隔街相望,并与水晶棺中的毛泽东遗体近在咫尺。人们唯有叹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说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尚未进行彻底清理的话,那么,可以考察中国共产党创始时期的政治哲学。陈独秀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总书记,他在90多年前就曾指出:“孔子生长在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如果有人认为,我们党幼年时期的理念尚不成熟的话,那么,可以考察我们党如日中天时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答路透社记者问时指出:“‘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1945927日重庆《新华日报》)毛泽东的主张,显然反映了我们党在野时对于民主自由的强烈政治追求,而这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哲学有着多么巨大的反差!过去一个时期,每逢重大政治节日与活动,天安门广场悬挂的中国人的巨幅画像,除了毛泽东,就只有孙中山了。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一生以推翻帝制、实现共和为己任,而民主共和的理念与孔子学说是完全相悖的。在《走向共和》的影片中,他与康有为有一段精彩对白,他指出,“四书荼毒生灵,五经钝化人心,三纲生产奴才,五常捆绑性情,这是文化之病;普天下之大众,食不能果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爷大官,骄奢淫逸,盘剥不止,这是经济之病;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华夏四千年的专制之病。”

进步与倒退,方向的不同。无论塑像或雕像,作为政治文化标志,自然要反映进步的政治信仰与时代的文化价值。美国作为英国的北美殖民地,自独立以来,在230多年的历史中,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这个国家的政治哲学,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颠覆与折腾。“二战”中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胜了独裁专制的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形成了迄今为止持续几十年和平稳定的世界格局。“冷战”时期的苏联,以其畸形的发展模式,军事上几可抗衡美国。然而,其专制僵化的体制,却不可能创造先进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终于分崩离析。对于美国的制度与文化,不管是否喜欢,由于其自由、民主、开放的政治信仰与文化价值,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美国的创新实力,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权。以我国的经验看问题,每当社会处于变革与进步时期,孔子及其政治哲学就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遭到抵制和批判。每当社会处于保守与守旧的时期,孔子就会被重新提起,甚至褒崇有加。袁世凯称帝,曾大造舆论,一方面指责民主共和之不合国情,一方面鼓吹尊孔读经,组织全国祭孔,“树尼山教义以作民族精神”。张勋复辟,也同样闹过丑剧,竟然要求将儒教定为国教,胡说“若弃孔教,是弃国魂”。甚至侵华日军也靠尊孔以“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以“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为指针,把尊孔作为“以华制华”的思想工具。由此可见,历史上一切反动的、保守的、复古的、倒退的势力,无不把孔子作为“敲门砖”,持之为冠冕堂皇的政治文化旗号,作为实现其政治目的之工具。李大钊作为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以其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与文化敏感性,甚至对百年之后可能的演变有所预感、有所警觉,他明确指出:“现代的社会,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即使在确定两座人像竖立的程序上,也存在极大的差异。马丁雕像早在1993年由美国的民间组织筹备兴建,2000年经过美国国会批准立项。而孔子铜像的兴建,既未见公开论证,亦未经人大批准,这样一座竖立于国家政治中心的标志性建筑,通过少数人“策划于密室”的方式,就悄悄地竖立在长安街头。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且介亭杂文二集》)铜像竖立之后,舆情汹涌,异议纷起,这首先是原因之一。孔子铜像,连同基座,高9.5米,被媒体解读为“九五之尊”,“九五之尊”者,尊崇至极也,看来真有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意味。然而,这个根本谈不上先进文化代表的孔子学说,堂而皇之地搬进国家殿堂,显然有违于党和国家确定的指导思想,从而导致了官方向来担心的“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研究孔子,作为一种文化课题,自然有其必要。从一般意义上讲,孔子文化虽然也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然而,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作为2000多年前的思想和文化,之于21世纪的中国,可供借鉴者毕竟不多。在古代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尊孔,也许有利于维持中国封建社会长达2000年的超稳定结构。在近代中国,封建统治者之尊孔,却根本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根本无法摆脱丧权辱国的历史命运。当今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正是当代中国自觉打开国门,主动融入世界文明,实行改革开放的结果;当今中国的发展之不尽如人意,尚未成为各国所尊敬的国度,则是由于在汇入人类文明的过程中,往往自设羁勒,自以为是的结果。孙中山晚年极其重视把握和顺应世界潮流,他反复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因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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